在政府与市场未能覆盖的区域，非营利组织正努力填补着农村贫困儿童对基础教育的需求。它们的工作模式有哪些，又取得了怎样的成效与影响？研究者以雪球抽样法调查了464家致力于在农村推广义务教育的非营利组织，指出它们正填补着重要的空白领域，且不同的背景与注册身份影响着这些组织的工作模式与成效。

2013年7月以来，中央频频表示“要让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上限是防通货膨胀，下限是稳增长、保就业。但在持续的下行压力下，中国怎样完成稳增长的任务？中国人民大学陶然和瓦萨学院苏福兵建言，让地方政府释放出一些土地开发权给农民，或能刺激城镇化为中国经济做出长足贡献。

在所有影响农村妇女参政的因素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制度方面的困素。研究者认为，造成农村妇女在政治参与中面对的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政府的基层治理中，提高女性的政治参与和地位从来不是首要的工作。如东的案例显示出：农村妇女目前的政治参与状况有了数量上的改变，以及法律法规上的规定，但是在质量上，以至整个制度和文化因素方面，仍然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调整央地税权分配的分税制改革，中央再度集权，通过一系列政策限制基层权力，并加强对村镇级干部的控制。这一系列措施，削弱了基层政府在改革初期的自主性和创造力，也很有可能动摇基层选举的基础。

通过对近些年来中国农村研究领域出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综合整理分析，两位研究者认为土地私有化对农民弊大于利，并针对土地私有化支持者提出的几点主要理由进行了具体批驳。

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耶鲁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与北京大学合作完成的研究报告《民主化对公共产品和再分配的影响——来自中国的证据》发现，中国的村级选举带来了乡村政治经济结构实质性的改变。村级选举不仅提升了当地公共产品的投入，而且促使改革前高收入家庭的财富向低收入家庭转移。

中央政策在地方的贯彻过程中出现偏差，造成了集体负债和地方管治能力削弱等不曾预料到的问题。类似村村通工程的政策实行模式屡见不鲜，根本原因在于弱小的社会和民间社区无力抵挡过于主动和强大的国家。

从总体上来看，针对“三农”的直接补贴显著降低了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发生率；然而，就补贴资金的具体流向而言，高收入农户、党员所在的农户以及富裕地区的农户受益更大，而户主教育水平较低或户主为少数民族的家庭则收益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