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很多时候会自愿盲从政治领袖的观点。民众们对政策议题的判断能力毕竟非常有限，这让他们在一些时候不得不接受政治精英的判断。

1998年推行的村级直选，最终只是乡村权力从旧式政治精英手中转移到新式经济精英手中。经历多次村级选举后，村民们对乡村选举最初的热情转变成对乡村政治的冷漠。

中国 “绿色城市” 的未来主要取决于中产阶层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政府与企业环保信息的透明度，技术的进步，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等。

在一个县引进B超技术后， 第二胎生男婴的概率会提高1.3%， 第三胎及之后生男婴的概率会提高2.4%。

企业污染程度更深、危害更大，减排却成了“病去如抽丝”。那些敢于顶风而上、污染山川河流的企业，你们到底是谁？！

中国官场的升迁机制和日常生活中的“志同道合”或“人以群分”并无不同。

在一项网络调查实验中，研究者通过改变官员名字中的性别信息来研究公民参与政府主导的环保项目的意愿。他们发现，当使用女性名字的官员数量增多，女性受调查者参与废物回收的意愿显著上升。相对而言，男性受调查者则对官员性别比例无动于衷。

国企守法不划算、违法成本低，环保部门对国企违法行为的执法成本又较高，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企会更多污染、更少受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