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的意义，是在和亲朋好友交流感情、分享快乐的过程中实现的。和家人共度时光会让人感到幸福，而大肆购物并不会。

凭借与中国顶层政治精英二十多年的交往经历，保尔森或许可以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恐怕无力拯救眼下的中美关系。

对陕西南部农村贫困县1808名婴儿的研究发现，他们的贫血率高达48.8%。其中20%的婴儿认知能力受损，32%的婴儿运动能力受损，这种发育受损往往是日后无法挽回的。

“摩的” 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媒体话语体系中 “摩的” 的种种危害是全民共识？驾驶 “摩的” 的人怎么说？

地方政府响应中央号召调整了干部考核制度，但实际上只对市长升迁产生了影响。对于市委书记来说，与省领导的私人关系和经济表现是晋升的关键。

安德森认为民族是被“想象”出来的：民族主义由现代西方文明塑造，现代技术和地方精英发挥了重要作用。而20世纪另一位民族主义代表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则认为，民族主义不能凭空想象，需要借助对传统资源的阐发。同时，认识民族主义也要关注底层民众发挥的作用。

“你昨儿个跑了10公里？真厉害……等等，你家狗脖子上那个不会是个运动手环吧？”抛开戏谑不谈，你相信“微信运动”、“XX手环”能激励减肥瘦身么？要是你的“刷步”数据比顶头上司的数据还“漂亮”，该咋办？！

图片来源：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每年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触目惊心，导致的因工伤亡人数也远超其他国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的两位学者研究发现，企业的政治关联可能导致职工的生命安全不保。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相比，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平均使因工死亡率增加了两到三倍。 不过，在安全生产“一票否决”的地区，地方官员出于仕途考虑，会对关联企业加强监管，使政治关联对因工死亡率的影响显著减弱。 政治关联侵蚀安全生产监管 研究者认为，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渠道逃避政府监管，以避免承担高昂的安全生产维护成本。关联企业由此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并可以获得比非关联企业更高的收益率。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研究者使用2008-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选取采矿业、石油天然气、建筑业等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重点关注的行业。 他们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年报、公告、媒体报道等资料收集样本企业的工作场所死亡数据，并将其同各级安监系统披露的官方数据进行核对。 综合考虑后，研究者以每千名职工因工死亡率来衡量企业安全生产状况。 同时，研究者还收集了企业领导人的履历资料，以董事长、CEO或其他领导人是否曾任厅局级政府官员为依据，来衡量企业的政治关联。数据显示，有关联的企业比没关联的企业规模更大，国有股权更多，也更赚钱。为克服可比性问题，研究者不仅比较关联与非关联企业，而且考察企业政治关联状况随时间的变化及其影响。 在样本企业中，关联企业的千人死亡率为0.084，而非关联企业的仅为0.024。在排除了股权结构、股价、资产回报率、总资产、资产投资率等影响因素后，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政治关联使企业的因工死亡率平均增加了两到三倍。 政治关联不是“护身符” 不过，政治关联只是让企业逃脱了遵守监管制度的高昂成本，而不是企业的“免死金牌”。一旦发生重大事故，关联企业不仅不能“幸免于难”， 还可能因为安全事故而沦为人人痛打的“落水狗”。 研究者分析了媒体报道的安全事故调查资料，发现：没有事故发生时，关联企业不受调查，而非关联企业则有接近5%的被调查过。与此同时，关联企业也很少因为污染而遭受处罚，说明它们有办法逃避政府监管。但是发生死亡事故以后，关联企业与非关联企业的受调查情况没有显著差别。 研究期间的284起事故能够精确到发生日期，可用于证券市场反应的事件研究。分析表明，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的30个交易日内，关联企业的股价下跌达9%。在随后一年，关联企业相对于非关联企业的盈利优势也随着消失了。与此同时，安全事故的发生也增加了企业经理人离职的概率，表明他们因此“失宠”而“不受待见”。 上述财务和领导层的负面影响说明，关联企业固然可以通过绕开监管规定而降低成本，但在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时仍然难辞其咎。值得注意的是，安全事故的发生并不影响关联经理人的仕途，他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另谋高就——在26名因为生产安全事故而离职的企业经理人中，19名都在政府部门复出，其他人或退休或 去其他 地方就职，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 一票否决”压力下，关联企业被严加看管 随着安全生产监管压力日益强化，监管部门不得不平衡关联企业的收益与官员仕途的潜在损失，并强化对管理企业的监管力度。 2004年，中央政府引入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规定了各省不得超过的死亡指标。各省政府进一步将死亡指标分解到所属地市，采取“一票否决”的硬性要求。在一些省份，地方官员的安全生产不达标，就不能获得升迁。 截止2014年中期，中国有20个省份引入了“一票否决”政策。研究者发现，一省的煤炭产值占GDP的比重越高，就越有可能采取这项措施，以强化安全生产监管的重要地位。 数据显示，在采取这项硬性的目标管理措施以后，企业的总体因工死亡率下降了一半。其中，关联企业的因工死亡率下降幅度达86%，而非关联企业的下降幅度仅为30%。在设置了安全生产目标的省份，关联企业的因工死亡率显著下降，但非关联企业则不受影响。 在企业利益与政府问责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恰恰是关联企业首当其冲，成为安全生产监管的重点对象。这说明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引入，使监管部门开始同关联企业“脱钩”，并强化了对关联企业的监管力度。 这项研究显示，与政府的关联固然能够为企业创造经济价值，但同时也可能侵蚀公共监管机构，使安全生产等社会成本攀升。与此同时，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并强化目标责任考核，的确有助于降低因工死亡率。但是，如何强化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政见此前曾经介绍贾瑞雪和聂辉华有关政企合谋与矿难的研究（《监管权下放，导致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提高25%》http://cnpolitics.org/2015/10/25_higher_motality_rate_of_coal_mine/），监管权下放，导致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提高25%上半部分。与这项研究刚好互补。 参考文献 Fisman, R., & Wang, Y. (2015). The mortality cost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2(4): 1346-1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