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反腐网站的失败告诉我们，新媒体的“革命性潜力“不应该被高估。新媒体可能降低了政治参与的壁垒，但一个孱弱的公民社会，在新媒体的环境里，依然会弱不禁风。

“中国制造”在美国所导致的大量失业主要发生在制造业。但较为出乎意料的是，它对工资的拉低却主要发生在非制造业。

不同于较为常见的观点，本文认为消费不足的原因并非需求不足，而是在“住、行、学”等领域的有效投资不足。

随着缅甸步入政治改革的轨道，美国的对缅政策也经历了从孤立到和解的转折。美国与缅甸的亲密接触是否有遏制中国的引申含义？石眼山（David I. Steinberg）认为，中美对缅甸政策的变与不变，无法用“遏制”和“反遏制”的言论简单概括，而且三方还有可观的合作空间。

《人民日报》和《北京青年报》的话语倾向于家长主义式的民粹主义，而《财经》则是精英主义式的新自由主义。这种现象反映出国内非精英的利益团体（nonelite interest groups）和公民社会的虚弱无力。

爱国主义者并不像民族主义者那样会把对祖国的热爱诉诸与其他国家的比较；因而，对于这些学生来说，热爱中国并不必然意味着蔑视或敌视外国。

国民教育的基本目的是通过非强制的方式来塑造对国家的认同感，它在香港的起伏折射出陆港关系在回归前后的微妙变化。作者认为香港市民并不反对国民教育。相反，多数市民认为有必要加深到中国大陆的了解。但是他们反对不加反思地接受经过筛选的教育讯息。

家庭因素是影响一个人政治价值和政治态度形成的重要部分，父母的政治态度很容易影响到子女的政治态度。台湾一项研究发现，家庭因素比学校、同学以及媒体对大学生政党偏好的影响力更大。而在家庭内部，母亲对子女政党偏好的影响力又要大于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