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发现，拥有越多资源、组织能力越强的团体，可选择的抗议戏码越多，也就越容易采取和平的抗议方式。而社会经济地位越低、教育程度越低的群众，因为相对弱势，就越容易持续的在体制外以“较不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