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韩寒以一篇《太平洋的风》再度引发人们对台湾社会与文化的憧憬，台湾学者却始终保持着深切的忧虑与反思。韩寒眼中的温文友善、拾金不昧与助人为乐，究竟是否是­台湾社会独有的民族特质？台湾的“公民民族主义”究竟包含哪些侧面，又是如何形成？韩寒将之归因于台湾保存了中华传统美德，台湾学者又如何看待？

自从十七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管理”这一概念，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有所增强。然而，在分裂式的权威官僚体系之下，官员形成的利益网络将难以贯彻真正的社会创新举措。因此，若要达到加强国家基础权力的目的，社会管理必须与民间力量结合，以支持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加社会变革与创新。

领土与能源的争夺只是南海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中国海军实力不断增强，南海已经成为中美战略对峙的关键场域。最坏的情况是中国海军与美国在南海爆发冲突。不过，只要中国政府牢牢掌握对海军的控制权，继续保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理念，其军事扩张在一定程 度内并不会直接挑战到美国利益，因而也能够为东盟和美国所接受。战略对峙的局面，或许能够得以维系。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三位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的交通基础设置建设对于地区经济发展影响并不显著。研究者认为，这并非意味着交通路网建设不能推动经济发展，而是因为在中国，生产要素流动性受到较大限制，导致交通基础设施所带动的国家整体经济增长无法集中到距离交通路网较近的城市。

迈阿密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Ariel C. Armony博士将中国与拉美的关系比喻为“新婚之夜才初次见面的小两口”；通过研究哥伦比亚的两份主要媒体，他发现中国呈现出二元的公众形象：既是带来蓬勃机遇的贸易合作伙伴，又是国际视野中充满争议的角色。

在特殊的政治体系与法律制度下，中国的草根组织与政府形成了“互相需要，互相怀疑”的共存关系。然而，这种脆弱的关系几乎完全维系于地方官员的利益计算，每一个草根组织头上都高悬着达摩克利斯 之剑。

社会学者通常认为，具有成熟公民社会的民主国家中，普遍信任水平会较高，威权国家则难以产生高度的普遍信任。中国则始终处于一个让研究者尴尬的地位，因为诸多相关调查显示：中国人有着相当高的普遍信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