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世代运用新媒体的技术与能力已经远比政府公务员强。整场“太阳花学运”中，从e时代成长起来的台湾年轻人以互联网为载体，用新的传播手段向外传递消息，让台湾官方对服贸持续进行的政策行销宣告失败。

民众对某党“副总统”的评价越高，投票给该党的几率就越高。不过，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敦义对蓝营支持者的影响，要小于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苏嘉全对绿营支持者的影响。

2000年失去政权后，国民党尝试将自身从“大众官僚型政党”改造成“选举机器”，并且重新构建“以党辅政”的党政关系。但中原大学副教授陈宏铭认为，截止2012年国民党未完成实质转型，国民党仍旧充满群众型政党及大众官僚型政党特色。

每逢选举，执政者都会通过各种手段拉抬经济成长率。另一方面，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分歧聚焦于统独议题，经济表现并没有巨大差异。

家庭因素是影响一个人政治价值和政治态度形成的重要部分，父母的政治态度很容易影响到子女的政治态度。台湾一项研究发现，家庭因素比学校、同学以及媒体对大学生政党偏好的影响力更大。而在家庭内部，母亲对子女政党偏好的影响力又要大于父亲。

台湾民众对政党存有欲迎还拒的矛盾情结：一方面又不信任政党，一方面肯定政党存在的必要性。政党短期内的表现会影响政治信任，却未必影响民众对政党必要性的认知。

政府应该运用女性的高道德感、年轻族群的正义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以及部分具有实务经验、却又对贪腐显得痛恶的白领主管，授予其监测及打击贪腐的知识与能力，使之成为社会上反贪腐的主要力量与廉政工作的尖兵。

民主发展至一定程度之际，人身自由权可以达到充分的保障，但是如何达到这种理想状态，人们的理解仍然不足，尤其是在世界中的政体大部分出于“半民主”的状态之下，“民主-人权”关系需要更复杂的研究。此外，现代化逻辑在东南亚地区无法成立，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并非本地区人身自由权保障的预测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