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身份地位和个体经历显著地影响到其对国家干预的态度，特别是对“政府是否有责任提供社会服务”这一问题的态度。长期的不公、历史的创伤和固化的体制不仅造成了城乡间和城市内部物质生活水平上的分裂，更对人们的主观态度甚至心理机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