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对中国NGO的培训项目非但没有推动NGO自下而上的发展能力，反而进一步灌输了自上而下的管理思想；项目设计者因其手握资金而对NGO掌握权力，他们傲慢地忽视着中国NGO多年发展过程中的实践经验。结果，这些培训项目强调的恰恰是商业性与可控性，可能帮助驯化了潜在的公民社会力量。

在司法完全独立的政体中，民众会自觉将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区分开来，不会将在司法机关获得的帮助归功于政府；而在中国的现实中则相反，民众容易产生爱屋及乌的情绪。由此，行政干预司法的状况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增强民众对威权政府的信任感。

逐步将不信任的机构剔除出“中央”的心态，使相当一部分上访者最终仍能保持对“中央”的信念，好比较低等级的中央部门充当了“缓冲带”。最终，将“中央”等同于两位最高领导人，这一念头几乎使得上访者对中央的信任坚不可摧。

中央政策在地方的贯彻过程中出现偏差，造成了集体负债和地方管治能力削弱等不曾预料到的问题。类似村村通工程的政策实行模式屡见不鲜，根本原因在于弱小的社会和民间社区无力抵挡过于主动和强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