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一种大艺术，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挥动经济杠杆，迫使对手就范。这种手段在如今的国际关系中依旧屡见不鲜。30多年前的中越关系紧张正是中国亲身操作国际经济外交的难得经历，其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

经济发展的模式究竟是推动市场化发展，还是保持大型国有企业主导行业的地位，民航业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研究者提出质疑，是否有产业部门借90年代末段市场改革跻身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推动国有经济份额控制力，强化国家资本主义，影响市场化程度增加，服务于某些部门机构的利益？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翰·奥布雷·道格拉斯在《社会研究》撰文指出，尽管近年投入不断增加，中国高校建设仍存五大挑战。即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贫富状况城乡、东西分化，就业市场，中国高等教育方法论，高校自主性和学术自由性。

阿伦·卡尔森认为，随着国际社会发展，中国外交必定会越来越少地强调主权概念，因为主权不再是一种“零和游戏”。从这一意义上看，源自中国古代国际关系经验的“天下体系”可能有一定作用。但正因为这一体系概念的明显排他性，现实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不会接受，反而将这种说辞理解成威胁。

上世纪60年代末，中英之间经历一段“人质外交”。中国最高领导层在特殊政治环境中，控制国内情绪、保证外交稳定；而英方奉行“沉默外交”，没有对中国严苛制裁，促使双方谈判团队在彼此准确理解对方想法的前提下开展外交解决，避免类似美国和伊朗1979年人质事件后外交关系不断恶化的状况。

邓正来对哈耶克的解读，走出了中国社会当年对哈耶克的“一窝蜂”。他对哈耶克理论的价值做出独立的追问和反思，跳出时代语境的窠臼，探索哈氏理论的独特内容。

《为什么是台湾？中国领土完整的地缘战略理由》一书是华安澜多年研究台湾问题成果的集中体现，这本书的关键点十分明确：台湾问题之所以无法脱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全球和地区性问题存在，原因就在于多方都希望介入中国周边海域谋求战略利益，引发战略性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