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曾经以“共享经济”的面目出现在众人面前，如今却好像变成了杀人犯、强奸犯的“贼窝”。难道这就是“共享经济”？一位人大老师，带领学生采访了160位滴滴司机，通过这些“Loser”们的经历，看到了滴滴“共享经济”外衣下的现代包买商身份，如此一来，他们既不会在意司机的权益，也不会在意乘客的命，在意的不过是自己的钱包罢了。

从有创伤的经历中生产知识，究竟意味着什么？ 或许跟大众一样，学界也尚未完全做好准备回答这个问题，尤其是当“强奸”这种被强烈污名化的事件发生时。然而，本文作者却没有陷在自己痛苦的经历中，而是以勇敢而深刻的思考，触动了学科历史和文化潜意识中的痼疾，提出了学术机构可以改进的方向。她的经历和思考可以开启很多重要的探讨。

“哎呀！把我羞的，把我别扭的没法。男方他问我，你为啥要退？我说为啥要退，因为我们是包办的！我说，我从来没见过你，今天见你第一交。这根本是‘口袋里买猫’，跟你是个素不相识的人对吗？语言方面根本都不喔个的！最后他有些威胁我，我也不怕，因为我都不当村妇联主任了，第⼆年当乡妇联主任。我就教育他。我就把政策给他搬出来，我说现在我懂得婚姻法。现在妇女自由了，我自己要选我自己心爱的人，语言各方面都能说到一起的，能共同生活，有共同语言，最后才从喔算了。反正我就退喔个婚，东西都退给他。” 这是《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一书中记述的一名土改积极分子冯改霞从工作队里听到党和国家新颁布的婚姻政策后，产生勇气终止自己买办婚约的故事。在这本书中，美国女性社会学家贺萧通过十年时间的访谈和调研，记叙了陕西农村72位老年妇女在195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下的生活变迁史。作为农村地方上的积极分子、劳模和接生员，妇女们如何去理解毛时代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党和国家的政策又是怎样影响到她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农村女性动人的悲欢记忆，为我们展示出隐藏在官方话语背后的、鲜为人知的那段中国集体化的历史。

为何高校性侵事件频频在我们的身边上演？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此类事件？假若发生了这种事，自己应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