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好邻居”为什么会支持特朗普?

To J, my long-time role model

家住加州的瑞雪是一名大学老师。她租住在校外的公寓,房东是个白人老太太,人很和善,总是乐于帮忙,还时不时跟她一起在家里吃中餐,或是带她造访周边的景点。但与此同时,老人家是个坚定的特朗普粉丝,每天只看福克斯新闻,在门口挂出了“All lives matter”的标语,跟路过的抗议者互相叫骂。一方面待中国房客有如家人,另一方面又拥护视中国为仇雠的政客,这种矛盾时常让瑞雪感到困惑。

在美国保守派身上,类似的鲜明对比并不罕见。不少造访过美国的游客会觉得,保守派占主导的中西部和南方地区,民风更加淳朴好客。相比之下,东西两岸倒往往给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感(看看哈萨克斯坦记者波拉特在纽约和德州的不同遭遇吧)。保守派也乐于宣称自己重视家庭,重视邻里关系。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保守派更愿意住在亲戚附近,也更经常跟朋友分享政治观点。

然而,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好家人、好邻居,却也更有可能对美墨边境移民家庭骨肉分离的惨剧熟视无睹,更有可能支持加强警权,对反抗社会不公的示威群众进行镇压。他们会为威斯康星白人枪手的母亲起立鼓掌,却似乎忘了倒在他枪口下的也是人命。他们自认为信仰坚定道德高尚,但又投票支持一位婚内与艳星有染,对圣经所知甚少的总统候选人。

自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他们的声音在美国国内变得愈发响亮。保守派们自豪地宣称,他们是在保卫自己和家人的自由,保卫美国的立国精神。他们会告诉记者,不戴口罩,是因为自己不是绵羊;但当记者问道,其他人都戴上口罩的话,你会不会从众的时候,他们又毫不犹豫地回答Yes。今天被自由派无情嘲讽的这些“红脖子”,“乡下人”,其身影贯穿了美国的整部历史。但他们昔日的公共形象并没有如今这么糟糕,在政治场域中的声势也从未这般浩大。是什么因素塑造了今天的美国保守派?我们又应当如何理解他们身上的种种矛盾之处?

从道德体系到政治立场

对此最省事的解释是,保守派都是伪君子,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但从理性选择角度来看,很难想象这样的策略能够长期维持——如果人际交往足够频繁,言行不一只会带来额外的成本。在近年来的一系列研究中,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学家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他们认为,保守派身上的这种反差,恰恰反映了其与自由派在处世原则上的根本差异。

所谓「处世原则」,也就是道德体系,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在演进过程中,为了解决「我们应如何与他人相处」这一问题而发展出的一套规则。假如没有这些规则,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将变成一次次囚徒困境,每个人都会选择背叛和欺骗,合作共赢乃至建立社会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成员之间的互信互惠可以极大地提升社群的生存概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社会的演化路径虽然千差万别,但都或多或少发展出了被称为「道德黄金律」的基本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回到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差别上来。尽管双方都认同「道德黄金律」,但对于「勿施于人」的范围究竟该有多大,他们的看法可以说是大不相同。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助理教授 Benjamin Enke 在最近的论文中指出,对于保守派而言,这一范围只包括于身边关系亲密的人,比如亲属和朋友,而自由派则会对于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也一视同仁。他跟合作者在西方各国广泛地招募了被试参与最后通牒博弈。博弈中的一方将在得知另一方身份之后,决定如何分配一笔固定额度的资金。他们发现,保守派留给陌生人的金额要明显少于留给熟人的金额。自由派虽然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倾向,但减少的幅度要小得多。

换言之,随着社交距离的增加,保守派的利他主义倾向降低得更快。Enke 教授因而总结道,保守派要比自由派更在乎社群成员的利益。他们所奉行的是「社群价值(communal values)」,而自由派的信条则是「普适价值(universalistic values)」。这还表现为保守派更多地向本地(而非全国性)机构捐款,跟亲朋好友共处的时间也相对更长。

价值观上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双方政治立场的分化。由于自由派更加「待人如己」,他们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较高,更愿意支持那些预期回报高,但实际效果依赖于个人诚信的政策设计。比如说,他们希望能扩大社会福利的覆盖范围,因为觉得不求上进,只知钻社保漏洞的人终属少数。如果真是这样,那广泛的社会安全网的确能减少人们做决策时的后顾之忧,鼓励企业家精神,从而使全社会从中获益。

再比如,自由派更倾向于维持较低规模的警察和军队,因为他们相信矛盾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合作的局面比冲突更有可能出现,所以投资于武力纯属浪费公帑。在同一项研究中,Enke 跟合作者分析了样本中实验对象对于不同政策的偏好,发现在实验中更加重视社群的人,确实也更容易对保守派政客主张的政策表示赞同。

道德情感造就了道德体系的差异

那么,自由派和保守派在道德体系上的差异又是由何而来?以 Jonathan Haidt 和 Jesse Graham 为代表的心理学家们提出了「道德基础理论(Moral foundation theory)」,断定道德体系的核心是道德情感。Haidt 在其著作《正义之心》中,将道德情感和理性判断之间的关系比喻为大象和骑象人:尽管后者可以对前者施加影响,却无法强行扭转它前行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在思考一件事是否符合道德的时候,更多依赖于其在我们内心深处唤起的情感。所谓的理性判断,大多数时候不过是在为这种情感辩护而已。

这正符合心理学大师 Daniel Kahneman 对「系统一」和「系统二」所做的区分。前者依赖于潜意识和直觉,不需要过多注意力,但时不时会让我们因成见(stereotype)而陷入误区;后者调动理性,能帮助我们消除源自情感的偏见,却极耗精力。对于普通人来说,政策选择大多数时候只是一项低成本、低收益的活动(Aldrich, 1993)。只开动「系统一」,由情感得出结论,自然是普遍的做法。

到目前为止,心理学家们已经识别出了至少五种基本的道德情感:关怀、公平、忠诚、权威和纯洁。这其中,前两种意味着无差别地对待他人,更为自由派所在乎,后三种有助于维护社群内部秩序,对保守派的意义更为重大。但显而易见,无论哪种情感的缺失,都会给人类社会的延续带来巨大的挑战。如果我们没有学会关怀他人,那么在艰难时世,就无法守望相助;如果我们的祖先不珍视纯洁,那很可能会因为误食了被污染的食物而身死族灭。

具体到每个个体,究竟哪几种情感主导着我们的道德判断,是由我们的成长环境和个人经历所决定的。Haidt 由此断言,说服他人改变政治立场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要修正 ta 理解世界的方式,反思曾经的自己,并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给出全新的答案。不过,如果我们的论点能在情感上引人共鸣,那么说服也会变得稍微容易一些。

Benjamin Enke 近期的工作指出,宗族结构对于个体道德体系的形成也至关重要。倘若宗族成员的关系较为紧密,那么个体不需要跟外界协作即可生存。长此以往,每个成员都会意识到宗族对自己的重要性,不但会自发地维护社群价值,还会从小就教育子女要依此行事。背叛了宗族的人,不止会被其他成员唾弃,甚至会被上门寻仇。同时,由于跨宗族的合作收益不大,人们在跟外族人交往的过程中,就更容易偷奸耍滑,也会告诫子女对陌生人要小心提防。

相对地,若是宗族结构较为松散,那个体就未必能依靠本族的力量来对抗风险,从而不得不跟其他族群展开协作。为了使之成为可能,宗族之间逐渐建立起了普遍适用的道德体系。在历史上,这种体系常常表现为一神教的兴起——善与恶从此不再只取决于是否有损本族利益,而是有了绝对的标准(神的律法)。由于宗族难以对外人的背叛进行惩罚,第三方仲裁也逐渐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了独立的司法机构。

Enke 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两种均衡状态——即宗族结构和相应的道德体系——各有千秋。紧密的宗族能提供更好的保险,而松散的宗族会鼓励更广泛的社会协作。道德体系内生于宗族结构,又通过代际传承确保了该结构的稳定性。究竟哪种均衡更胜一筹,要看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历史环境。通过统计分析,Enke 教授发现历史上传染病较为普遍的地方,宗族结构的紧密程度也往往更高——比如说,子女在婚后有更大可能仍与父母同住。很显然,病毒降低了跨宗族合作的收益,让社会选择了第一种均衡。直至今日,来自这些地方的个体也表现得对社群价值更为认同。

但是,普适价值天然跟工业化更加契合,有利于合约的履行和跨地区分工的形成。因此,当工业革命开始之后,普适价值盛行的地区获得了更快的经济增长。而社群价值主导的地区则显得举步维艰,不得不主动去拥抱迥异价值观的洗礼(比如皈依一神教)。经济史学家 Greif 和 Tabellini 在早年的一篇论文中,曾提出大分流的起点是公元200年,当时罗马将基督教立为国教,而汉朝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基督教塑造了西方以核心家庭为主的社会结构,而儒家则让大宗族在东方得以保留。当帝国覆灭,蛮族入侵时,西方人被迫签订宗族间的契约以求自保。而这为今后自治城市的兴起,乃至公司化生产的萌芽奠定了基础。他们的观点跟 Enke 的理论可谓不谋而合。

社群价值和右翼兴起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代化的社会中仍然有社群价值的生存空间?一方面固然是历史遗存,另一方面,跟陌生人合作的好处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实现。如果一个社会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阶级固化严重,那么个体的生活空间可能会被局限于出生之地,很难跟远方的陌生人产生什么交集。

既然如此,转身拥抱社群当然是更理性的抉择。经济和政治危机会进一步加速这个过程。首先,危机提升了人们对保险的需求,但又切断了社会中的弱联系,进而让社群成为了很多人唯一的倚靠。比如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印尼民众为了获得救济,开始更加频繁地参与社区宗教活动(Chen, 2010)。其次,心理学理论认为,危机会唤醒我们内心深处对安定、忠诚和权威的渴求,激发潜在的“威权主义人格”,使我们更能接受既有的等级秩序。有证据显示,2014年的雨伞运动加剧了普通市民对香港经济前景的担忧,并将他们推向了亲北京的建制派阵营(Wang and Wong, 2020)。

自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传统的制造业地区就受到了中国进口产品的巨大冲击,收入和就业率双双下滑(Autor et al. 2013)。而当地居民很快表现出了对权威更强的向往和对移民更大的敌意。2008年金融危机则是雪上加霜,以至于2009年,高举民粹大旗的茶党运动席卷美国,掌控白宫的民主党失去了众议院多数。政治经济学家 Madestam 等人的分析表明,茶党兴起跟共和党的得票份额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尝到了甜头的保守派政客们,很快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于是,以维护社群价值为噱头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拥趸。特朗普2016年的大选胜利,将整场运动推向了高潮。

Enke 今年发表的论文从民众和政客两侧考察了美国右翼民粹的兴起。他基于 Haidt 等人设计的「道德基础问卷」,对美国民众展开了大规模调查。结果显示,对忠诚和权威这两个维度较为看重的选民,更有可能在2016年共和党初选和总统大选中投票给特朗普。利用 Haidt 等人所开发的心理测试网站,他还发现,从2008年至今,填写测试的美国人平均道德观愈发倾向社群价值,来自农村地区的个体尤为明显。

Enke 还对美国历史上各位总统候选人和国会议员的发言做了文本分析。从1960年到2008年,两党政治家使用的说辞不断偏向普适价值。但从2008年至今,趋势陡然改变。政客们,特别是共和党政客,开始强调起社群价值的重要性。而特朗普是1960年以来,所有总统候选人中在社群价值上得分最高的一位。希拉里·克林顿则是另一极端,在普适价值上独领风骚。相比之下,2008和2012年的奥巴马反而始终秉持“中道政治”,其普适价值得分甚至比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还低。

自由派在未来应如何应对?

以上发现,无疑给我们理解美国政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也解释了为什么受到「中国冲击」的工人,没有如一些左翼学者预计地那样去反对资本,反而投身于右翼民粹的浪潮:这些学者看到了房间里的大象,却忽视了人们内心深处的那头大象——相比于对资本的厌恶,我们对异族、对他者的恐惧,要根深蒂固得多。

特朗普一直以来试图去利用的,正是这种恐惧。所以他才会把建墙当做竞选纲领,所以他才拒绝去谴责白人至上主义,不遗余力地渲染自由派掌权对社群价值的威胁。然而,沉浮华府多年的拜登,远比他当年面对的希拉里·克林顿更加身段柔和。时间也并不站在他一边。他口口声声说要保卫美国的郊区,但过去几年间,郊区居民的构成正在日渐多元化。曾投票给他的沉默一代逐渐退场,而成长于全球化时代的年轻一辈,大多对他宣扬的陈腐理念嗤之以鼻。

可是,自由派没有掉以轻心的理由。特朗普不是右翼民粹在美国的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代理人。倘若年轻世代踏入社会,却发现维持生计如此艰难,阶级鸿沟不可逾越,那他们会不会追随父辈的老路?普适价值带给我们的是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自由,但自由从来都不是没有成本。特朗普之后的美国,能不能给身处危机中的民众提供足够的安全感,使得他们不再有逃避自由的理由?这是自由派必须去思考的问题,必须去应对的挑战。

我们应当庆幸,在威权领导人之中,特朗普并不算出类拔萃之辈。但他的成功,无疑会让无数野心家跃跃欲试。如果美国的领导者们无力令民众满意,那不久之后,我们也许就会看到,一位更有手腕,更富魅力的威权领袖出现在政治舞台的中央。而年轻一辈将聚拢到这看似如父亲般伟岸的领袖身旁,追随他的光荣事业,直到最终,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本文原载端传媒)

参考文献

  • Aldrich, John H. “Rational choice and turnou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3): 246-278.
  • David, H., David Dorn, and Gordon H. Hanson.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2013): 2121-68.
  • Chen, Daniel L. “Club goods and group identity: Evidence from Islamic resurgence during the Indonesian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8.2 (2010): 300-354.
  • Enke, Benjamin. “Kinship, cooper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moral system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4.2 (2019): 953-1019.
  • Enke, Benjamin. “Moral values and vot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8.10 (2020).
  • Enke, Benjamin, Ricardo Rodríguez-Padilla, and Florian Zimmermann. Moral Universalism and the Structure of Ideology. No. w2751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0.
  • Greif, Avner, and Guido Tabellini.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bifurcation: China and Europe compare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2 (2010): 135-40.
  • Haidt, Jonathan. 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Vintage, 2012.
  • Kahneman, Daniel. Thinking, fast and slow. Macmillan, 2011.
  • Madestam, Andreas, et al. “Do political protests matter? evidence from the tea party move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4 (2013): 1633-1685.
  • Wang, Ye and Stan Hok-Wui Wong. 2020. “Electoral Impacts of Failed Revolutions: Evidence from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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