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源远:中国跳出贫困陷阱到底靠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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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观点预览】
◆经济影响制度、制度也影响经济。如果坚持将共演过程理解为线性因果,会遇到“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传统理论是有“第一世界偏见”的,认为西方的经验是普适的,而非西方的经验则是另类的。
◆现在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崛起靠的是集权、控制和大型的国营企业。事实恰好相反。
◆有效的适应不是单单分权、再加上实验,就可以实现。他还需要多方面的制度设计,包括配套改革,调整政策的灵活空间,明确目标和奖励,创造契合等等。
◆传统对发展的理解,把经济体看作机器、把问题看作故障。这种视角缺乏系统层面的思考。
◆研究需要分工,有些人做的是微观理论的验证,而有些人则是做基础性的世界观、宏观图景的理论分析。二者完全可以共存,而且更应该互相尊重。

政治学家、中国专家洪源远(Yuen Yuen Ang)教授从斯坦福大学获得政治科学博士学位,现任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政治科学副教授。她也获选了安德鲁∙卡内基杰出学者 (Andrew Carnegie Fellowship) ,以表彰她“将崭新的视角观点应用于当今最紧迫的问题的高水平学术贡献”。

洪教授主要从事有关经济和政治发展、以及创新战略的研究,她的重点研究区域是中国和新兴市场。她的著作《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在全球发展、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中国研究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等多领域都提出了值得思考与讨论的创新见解。这本著作获得了诸多重磅奖项,引发了学界和政界的热烈反响和广泛讨论。最近的书评出现在《读书》杂志, 由赵树凯(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撰写。

政见团队有幸访问了洪教授。她围绕《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一书所带来的学术启示,就发展理论、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心路历程等分享了洞见。所涉问题涵盖跳出制度与经济的“鸡、蛋问题”、发展理论中的“第一世界偏见”、引导创变、复杂和变易系统的差别、跨领域研究、上游研究与下游研究分工等七个方面。

1. 政府与市场共演:跳出“鸡生蛋、蛋生鸡”看发展

【政见CNPolitics】过去关于发展的研究,通常聚焦在辩论是“好的治理产生好的经济表现”、还是“好的经济表现带来好的治理”;当然还有些人认为“足够好”的治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早期发展至关重要。您的作品超越了这场辩论,描绘了中国在1978年后的35年中的经济增长与治理改善之间的共同演进(co-evolutionary)过程。您的“共演”学说与传统的理论区别在哪?【洪源远】政治经济学和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中的传统文献,大多数仍然是线性因果论证(linear causal arguments)。在这些基于传统方法的研究中,内生性(endogeneity)被视为一个统计学上的问题,而非一个我们应该去试图了解的自然现象。这是因为我们非常依赖线性因果理论的规范。而在这之中,内生性被认为是一种不便。不如,统计学里有一句术语 ”treat endogeneity”——从字面上翻译是消除内生性。但是,如果你留意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它们的实质情况是,因果关系是双向的。经济影响制度、制度也会影响经济。因此,如果我们坚持试图将这种现象理解为线性因果,那么我们总是会感到困惑,而且我们总是会遇到“鸡生蛋、蛋生鸡”一类的问题。

我认为,争辩善治与增长到底孰先孰后,本身就是误导人的伪问题。事实上,发展是一个共同演进的过程。政府与市场互相影响,互相适应,两者随着时间共同演进。接受共演的事实将引发我们探讨新的问题:那共演的第一步是什么?这样的过程如何从一步演变到下一步,又会在什么情况下停滞?什么样的条件可以帮助人们更有效地适应环境的变迁?

中国的经历尤为突出地展现了发展的共演过程,而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是“有什么用什么(use what you have)”。如果以第一世界的眼光来看,落后国家什么都没有,仅仅是落魄和“土”。变革就是要把“土“转换为发展的有利条件。这首先需要“解放思想”,不要看不起自己。

这个信息对其他落后国家来说,有振奋的作用。比如有一次我在柬埔寨做讲座,当地媒体便重点报道“有什么用什么“的道理,探讨当地有什么资源可用,他们不需要模仿中国或西方。

【政见CNPolitics】这真是一个创见。您怎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方式?

【洪源远】我觉得它的起源是,我尝试用传统方式研究时遇到的很多挫折。当我使用传统的线性思路来研究中国的发展问题时,发现卡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类的问题。如果你说是经济先行的话,你没有办法解释经济的初始改变从哪里来;如果你说是制度先行的话,你又没有办法真正解释这个制度的改变从哪里来。

我这本书的序中有提到,这本书源自早前我已经放弃出版的另一本书。这另外一本书,是基于我的博士论文。将博士论文转变为做助理教授时的第一本书,是一个比较通行的做法。

可是我对那一本书非常不满意。因为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在那本书中,我将理论架构于官僚激励(bureaucratic incentive)上。当我试着测试理论并讲述故事时,我感到自缚手脚。因为,我事实上知道,发展的叙事在变化、而且变化非常迅速。事实上,激励会影响行为和经济,而经济又会反馈并改变激励机制。我知道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故事。但是我所接受的常规培训、包括我在斯坦福大学优秀的博士项目所中接受过的培训,并没有教给我讲述一个连贯、动态故事的理论和方法工具。所以,那时我觉得不能继续我最初的传统线性方法。我抛开了那一本书,基本上从头开始做研究——使用你现在看到的这种不同的方法。

2.建立市场与保护市场:发展理论的“第一世界偏见”

【政见CNPolitics】可以想象这样的决定需要勇气。您的著作提到了“适合度”(goodness-of-fit)的重要性,以及建立市场(market building)和保护市场(market preserving)的不同阶段所需制度的差异。您如何定义应该用来建立市场和保护市场的制度安排之间的差异?【洪源远】传统善治理论认为,正式的产权制度(如法治等良好的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是,这其实仅成立于发展的后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你需要良好的制度安排来保护已经建立的市场。但是,如果你看看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验,以及西方国家早期发展的经验,就会发现,在经济起飞过程中,他们用来支持经济起飞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与后来演化出的保护市场的制度安排截然不同。传统的善治理论的致命缺陷之一,在于他们认为这些理论具有普遍性。事实上,它们不是普遍的。它们是第一世界的理论、富国的理论,而不是贫穷国家的理论。贫穷国家需要面对和需要处理的问题是,他们既贫穷,制度又“弱”(制度落后、缺乏秩序或政府能力低)。所以回到“共演”这一点,他们在共演过程中所需要采取的第一步是“有什么用什么”,是他们需要利用现有的制度安排——即使这些安排在常规概念里是弱的、甚至错误的——并将它们转变为实际上可以帮助完成市场出现与经济起飞的制度安排。

【政见CNPolitics】也就是说,现有的发展理论存在“富国偏见”?

【洪源远】如果去浏览一下政治经济学文献,我们会发现所谓主流的思想,其实都是“第一世界理论”。他们都是来自富国的富人基于富国经验而得出的。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偏见。

例如,政治经济学中的许多经典理论最关注的一个案例,即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但是人们并不批评他们只使用一个特定的案例——而且是一个17世纪的案例。相反的,如果你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或其他非西方国家,人们便会直觉性地会质疑这些案例是否有普遍性。

所以普遍性 (generalizability or universality) 其实一种特权,反映了权力结构。比如,如果是男人当领导,人们一般不会注明是男领导。但是如果女人当了领导,便会特别注意她是女领导。

所以,大体上,我们的传统理论它是有“第一世界偏见”(first world bias)的,而且是相当强的偏见。目前我们仍然使用这种传统理论来对当代国家的现象提出看法,甚至基于这些理论来制定政策。所以,在我的书中,我希望能把这样的不平衡纠正、把这样的偏见放下。

这可能因为我来自新加坡的关系。在早期,新加坡也是像中国一样,在一代人以内经济迅速发展,从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而且因为新加坡以前是英国殖民地,所以对西方制度和文化的崇拜是根深蒂固的。可能我个人的经验给了自己一个不一样的视角,让我觉得如果我们要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还有它的挑战,我们必须把这种第一世界偏见放下,去研究一下当发展中国家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他们有什么可以用。

【政见CNPolitics】有人认为您定义的“建立”和“保护”市场之间的界限、或转折点是模糊的,而且没有人能保证这种转变会自动发生,您怎么回应这样的评论呢? 

【洪源远】我的论点并不是这种转变会自动发生,这是不正确的。我书里的分析起到了一个演示功能。打个比方,如果你想学爬山,首先需要有人示范如何一步步爬上去,但不代表这个人会爬山,所有人都自动会爬山。同样的,我书里所描绘的提供一个必要的示范,阐明经济和制度的共演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步骤是什么、机制是什么,以及允许它发生的条件是什么。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才可以知道这些条件成立或不成立时的情况分别会是怎么样。

我阐述了一套共演三步法。第一步是利用常规的弱制度去建立市场;再到第二步,新兴的市场促进强的制度的出现;而第三步是,强制度维护市场。

许多落后国家,连第一步都没有跨出去。在国际发展,一种普遍的做法是复制富国的“强”制度和最佳实践 (best practices),但这往往与当的情况不匹配,甚至冲突。另一种情况则是政客们通过腐败来分配资源、买票等等。这种行为是为了获得政治利益,而没有着眼于刺激经济发展,因此结果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所以“有什么用什么”背后的目的很重要。

3.引导创变:与编程、戏剧共用的政治经济学概念

【政见CNPolitics】您的作品提出,“引导创变”(directed improvisation)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制度安排的共演进程。您的这个概念与此前描述中国央地关系、以及该关系对增长刺激作用的作品有何不同?  【洪源远】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这本书的关键点,一个是发展的共演进程、另一个就是引导创变。在中国版的引导创变(一篇国研中心的文章将其译为“有指挥的即兴发挥”),是指中央改革者引导;地方政府执行者创变。中央政府不会事无巨细地要求地方执行者必须做什么,但是它会通过解决前述的适应问题进行引导:授权但是划定地方创变的边界(构想方案),明确界定和奖励官员的成效(选择方案),并鼓励极度不平等的地区之间互利(创造契合)。

在这些中央划定的参数之内,地方政府创变出许多办法,去解决本地特有的、不断变化的问题,达到因地因时制宜。恰恰是自上而下的引导和自下而上的创变之间自相矛盾的混合,为彻底变革的共演过程奠定了基础。

研究中国的学者已经提出了大量有关适应性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的讨论。我从已有的文献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但是现有的文献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改革时期的中国能够适应。他们所做的就是描述中国如何适应(例如通过政策实验),但是没有解释适应能力的来源。而且,这些理论大部分理论都只适用于中国,不具备解释存在于中国外的现象的能力。

而在我的论述中,引导创变是一般性的理论。我用中国的经验来解释它,但它不是一个只关注中国的理论。书中所描述的只是发生在中国的一个引导创变的版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因此其他的研究和发展机构将“引导创变”应用在他们各自的领域。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把“引导创变”运用在他们一项创新的机构改革,称为“加速器实验室” (Accelerator Lab)。加速器实验室的队长Gina Lucarelli在她的博客里形容:“引导创变”(第三章,“利用不同的政策来引导方案”)启发我们,在引导过程中,需明确什么应该做 ,什么不该做,什么给与灰色空间,允许地方实验。

还有一个例子是英国的 Tony Blair Institute。在一项报告里,“Adapting to the 4IR“, 他们应用了“引导创变”的框架来分析非洲国家的政府应该如何应对第四工业革命的来临,并建议政府如何进行内部改革,做一个有效的引导者、而非命令者。

环境不同,引导创变自然展现出不同的方式,主角也不一样。比如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上层就是总部、下层就是联合国系统中的国家办事处。而在发展中的民主国家,引导者往往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他们更多需要社会组织的力量,甚至是海外国民的力量。

有一次会议上,当时书还未发表,一位研究生说,“我看不到这有什么应用的可能“。其实最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应用确实是我预想不到的。作为政策顾问,我经常与各组织交流,如何把”引导创变“的原理应用在他们不同的场景下。在这个过程中,我接触到许多新的领域和国情,同时也让我发现,一本书可以有它自己的生命力。当读者们诠释或应用一本书时,这本书就变成了一个大团体、大网络的作品,是活的、而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纸上的作品。

【政见CNPolitics】原来引导创变有着更广泛的意义。那您觉得您的这个概念和现存的适应性治理的有关文献相比,具体的创见是什么?您的贡献是什么?

【洪源远】现有文献中普遍也在讨论创变(improvisation)、实验(experimentation)、以及适应(adaptation)。书里的一个核心论点是,不是说单单分权、再加上尽可能多的实验,就可以达到任何想要达到的效果。无序地“创新“往往带来的是混乱。实际上,有效的创变需要上层的管理(top management)提供适当的引导。领导也需要清楚明白自己该扮演的角色该是什么。领导犹如导演,需引导、启发,而不是控制。

事实上,如果你在线搜索“引导创变”这个术语,它出现在三种情境中。第一种是我的书——这是政治经济学的背景;第二种来自计算机编程;第三是戏剧表演训练。大家可能会困惑,为什么这个概念在这三种差别很大的情境中出现。这些情境的共通之处,在于如何为创变打造有利的条件。无论是在戏剧表演训练、计算机编程中,还是在政治经济学中,都是这样。

【政见CNPolitics】这确实十分有趣。让我们把视野拉回中国。“引导创变”是怎样与中国独特的政经环境相结合呢?

【洪源远】正如刚刚所说,中国只是引导创变的众多案例之一。那么“中国版”引导创变的特点是什么?中国的政治制度意味着引导创变主要在官僚体系内发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上的管理层指的就是中央领导。自下而上的行动者就是全中国的众多地方政府。在此处,它成为一个关于官僚管理的理论。

需要注意的是,我阐述的“引导创变“是1978-2012的这段历史,也就是邓小平开启的改革时期。《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其实是一本近代历史著作。到了2012年后,中国的政局和国际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体系已经不是引导创变,而更多是回到改革前至上而下的控制。正因如此,我们需要通过严谨的研究,了解2012年前的历史。现在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崛起靠的是集权、控制和大型的国营企业。事实恰好相反。

4.复杂与变易:向中医的世界观学习发展政策?

【政见CNPolitics】很高兴了解到您的研究已经产生了实践层面的贡献。下面不妨让我们进入一些方法论层面的讨论。您的著作区分了复杂的(complicated)和变易的(complex)系统。在阅读您的著作之前,我一直认为两个单词没有差别。您怎样定义、区别两种系统?【洪源远】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我一直希望有机会来详细讨论深层的理论,这是整本书的核心。其实大部分人跟你一样,都觉得复杂和变易是这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要区分开来呢?首先需要理解的概念是,所谓的复杂系统和变易系统,是两种相反的世界观。世界观与理论又不一样。理论(theory)是微观的——是在某一个世界观里面产生的关于具体现象的理论。世界观(paradigm or worldview) 是宏观的,就是说如何去了解这个世界、背后的假设是什么。你的世界观,又会直接地影响你如何做分析、采取了哪一些具体的方法和措施。

用一个例子解释可能就会清楚了。比如说人体。如果你对人体的理解采用的是复杂系统的世界观,你就会把人体看做一台机器。从而,你会把这个机器所出现的问题看做是个体的故障、然后机械性地去解决个别问题。比如说西医较普遍的做法是,如果膝盖痛、那就给膝盖开刀。这是一种复杂系统的世界观。它将世界看作一台机器,用很机械的方式解决问题。

但人体也可以被理解成一个变易系统。也就是说,人体其实是一个互相联系、变化多端的系统。不能说膝盖痛、就给膝盖开刀。而是必须了解到,膝盖痛是因为身体其他相关的地方跟膝盖有联系。这样诊治的方式就不一样了。中医强调的是整体的调理、是系统变化。这是一个整体地去分析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视角,因此它所带来的方案也是多元化的。好的中医并不会说只有不变的诊治方法,而是非常个人化。他会按照对人体系统的分析、还有个体的条件来做多元化的方案。

这种区分完全可以应用在政治经济分析上。长期以来,西方对发展的理解和解决方案与西医类似。这种视角把经济体看作是机器、把个别的问题看作是故障。所以,传统的问题解决方式就是,如果你有贫困问题、那我就针对你的贫困问题;如果你有性别平等问题、我就针对你的性别平等问题。但是,这种视角缺乏系统层面的思考。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变易学(complexity) 和系统性思维(systems thinking)近几年在西方开始流行,尤其在国际发展和企业管理的领域。中国也开始从国外“引进“这种思维模式。但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以及1978-2012的改革经验,已经充分地展示系统性思维。只不过在追逐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原有的智慧被忽略掉了。实际上,邓小平运用了目前国外最尖端的变易学和系统性思维来改革、治国,只不过他没有引用相关的术语。他是实践者,不是理论家。

【政见CNPolitics】这恐怕是一个对现有的社会方法论具有革新性的方式。您是怎样想到这样一种视角呢?   

【洪源远】变易学不是我发明的,我只是应用已有的成果。关于变易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其实在自然科学已经相当成熟。它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世界观——基础性的。密歇根大学其实是变易适应系统理论的学术之乡。在70年代的时候,这里就已经成立了一个变易学的研究中心。2018年,普林斯顿大学主办了一个变易学的会议,主席的学者这来自不同学科,包括物理、生化、计算机工程、金融等等。我是其中的一名政治学者。另一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Robert Jervis,他的国际关系的理论就是建立在系统性思维上。

我则是把变易适应系统的世界观运用在解释中国改革时期的制度设计以及变化过程,因此,让我惊讶的是,书里的某些理论可以和自然科学的理论产生共鸣。比如,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变易学会议里,我发表了书里第三章的一个理论:模棱两可(ambiguous)的指示,在某些情况下其实有助于实验和创新,而这在中国的官僚体系里可以看到。会议里一名基因组生物学家听了,便跟我解释,这个理论其实也适用于理解他所研究的基因演化的原始过程。后来,我特别看了有关基因演化的文章,虽然难度很高,但是学习到了有趣的新知识!

5.跨领域研究:“您是不是买错书了?”

【政见CNPolitics】这样跨学科的视角确实出乎意料。谈到跨越研究领域的界限来研究问题,您觉得这是以后的各学科发展、或者方法论发展的趋势吗?【洪源远】我认为趋势倒是没有。大部分人没有激励去进行跨领域的研究,这种研究往往不但不加分,甚至会减分。但是,我会觉得有必要进行这样的研究。人们普遍觉得,只要你研究中国,就只能讨论中国;或者说你研究政治科学,你就不可以讨论政治科学以外的东西。这就让我们的知识变得固化,没有办法扩展想象力、也没有办法跟别的学科交流或学习。目前有一些新的尝试。比如,最近伯克利大学出版社今年创立了一个学术刊物,叫环球视野(Global Perspectives)。它的目的就是希望鼓励跨界的研究。我希望更多人可以创造出并参与这样一个平台,允许学者、学生跳出固有思维范围(think outside the box)。

【政见CNPolitics】所以您认为跨领域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地鼓励? 

【洪源远】当然要热烈的鼓励,可是现实中相当的困难。虽然有一些尝试和突破,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呢,目前这些领域各自边界确实是很坚固。中文有句话叫”隔行如隔山“。

比如,在我撰写这本书时,我需要读很多的书。除了看有关中国的书,我还看了关于非洲、美国、欧洲的书,也看了很多关于演化(evolution)的自然科学的书。递交收据报销时,行政人员问:你为什么看这些(你的领域之外的)书?有点怀疑我是不是买错了书。从这样一个例子,就可以让你看到,连在行政团队里面,那种对学科边界的预设都是非常强的。

【政见CNPolitics】您认为研究中国的学者、学生,怎样才能更好地去贡献于其他领域呢? 

【洪源远】我觉得有两点。第一,首先我要感谢我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位老师:大卫·莱廷(David D. Laitin)。他是一位研究非洲的比较政治学者。他训练我们的方式是,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要关注选题(focus on the question)——就这么简单。如果你选的问题很小,那当然你给出的答案自然也会很小;如果你选的问题很大,那自然就会存在更广泛的应用。

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就是从选题开始、思考你想要解答什么样的问题。那如果你问的问题很大的话,虽然解答它的过程会非常的艰苦、但是它肯定就会有有价值的理论应用。可能很多时候研究中国的一些学生,从提问题的一开始、他的问题就只限于中国了,所以他的答案自然也只能局限于中国。

第二,我要感谢斯坦福大学的另外两位老师:Jean Oi 和 Andrew Walder。他们教导我要忠于了解基层的状况,在追求理论的过程中,不能脱离现实。做研究必须“接地气“。

结合老师们教我的,我认为研究中国,要清楚地讲出我们的故事里面哪些部分是一般化的、哪些部分是中国特有的。这样才可以即回答大的问题,同时准确描述中国的国情和现实。

6.上游与下游:世界观研究和统计检验都是酷的

【政见CNPolitics】有些人认为您的著作中使用的案件数量(只有几个县)太少、以致不能得到一般化的结论;有些人还暗示了书中一些因果论断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检验。您如何回应这些评论?【洪源远】很高兴你问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也经常在非正式的场合被问到类似的问题。我想可能先问一问你的看法。让我们以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书为例(我是他的忠实粉丝,这一点你可以从我对他作品的引用中了解到)。他有关制度与经济绩效间关系、以及有关西方世界早期崛起的著作,基本上只涉及了一个例子——英格兰。简单的说,他的观点是表达因果关系的,即良好的制度(例如正式的产权保护等)带来经济增长。按照传统的标准,他的书中也没有“严格的检验”。它们都是话语论述、没有统计检验。我还可以想到其他一些以叙述为主的开创性书籍,例如《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些著作是否因缺乏“严格测试”而被批评或忽略?如果没有、为什么不呢?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政见CNPolitics】很感谢您对我个人的观点感兴趣。那我这里不揣浅陋、希望能做到抛砖引玉。

首先是关于严格检验的问题。一些作品(如诺斯和您的)是极具启发性、给现有的理论讨论带来许多新观点和想法的。对这些作品来讲,过分强调每一个陈述的严格检验(无论是量化还是质化的),可能会是一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在一个单一的研究项目中,每个假设都需要进行详细检验(即尽可能多地检验假设的应用),那么人们可能别无选择、只能限制他在著作中所提出的假设数量。即使这些作品的因果推断可能会受到挑战,但它是一种非常具备思想启发性的作品。他们激发了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提升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并且往往是学术史上的重要著作。

尽管您的著作深具启发性,但人们往往对违反他们固有观念的结论更加严苛。学者们对于诺斯的经典论证可能存在路径依赖,这使人们对与之不同的论点抱持怀疑态度。与那些将诺斯的论点视为理所当然的研究工作相比,质疑新制度主义思想的论述可能更容易受到方法论层面上的挑战。毕竟,只有经历这种严酷考验,一部新的经典作品才能真正诞生。

此外,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不应仅仅依靠因果推断的严谨性来判断。那些有最严格统计检验的工作并不总是最好的(倘若果真如此,那恐怕随即控制实验要优于其他众多与发展有关的工作)。虽然可靠的推断一定是我们要寻求的方向,但检验的严格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所研究的主题。总的来说,我不认为一个研究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应该与是否可以进行系统的统计检验有关。

至于案例数量,单一案例可以产生重大的理论贡献。前提是研究者能够深入到案例和相关的理论文献中。这样做,他可以很容易地注意到理论预测和事实之间的分歧,其中就可能出现对理论讨论的新见解。换句话说,要从单个案例中做出理论贡献,必须以比较的方式审查它。研究人员应该考虑到现有的关于其他案例的实践与理论层面的讨论。例如谭益力(Eric Thun)教授的《变道中国》(Changing Lanes in China),就通过对一个国家(中国)的单一部门(汽车)的研究,阐发出对工业发展的深刻见解。

然而,单个或少数案例研究可能不足以成为得出某些区域研究领域一般性结论的凭据。虽然很少的案例数量肯定可以为中国研究提供理论见解,但如果没有增加”大N“的分析,那么在例子很少的情况下、总结中国在一般意义上的表现是不合理的。尽管如此,不能说“小N”研究肯定不如“大N”研究,要看研究的目的和操作。

【洪源远】很高兴能有机会与你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不少人会问到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你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提出分工(division of labor)的概念。有些人是做大的理论,有些人做微观检验。而且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同一个学者的不同的作品也要分工。比如说我这本书,一开始我就想要把它写大,这是我创作的一个动机。但是如果你去了解我履历上的其他作品、包括我现在撰写的第二本书,里面就有很多微观的统计检验。

在学术训练的过程中,当然要专注于学习严格的检验,这本身是很好的、完全没有错的。错误只是出现在,大家觉得这是唯一做研究的目的和方法。许多人认为我一定要有个微观的理论、然后进行微观统计检验–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是科学、高标准的。那不一定。

微观检验,可以被理解为“下游研究”(downstream research)。所谓下游研究,不是不好或低等的。下游的意思只是说,检验一个十分微观的理论时,必然是建立在宏观背景、基本假设之上的。对我来说,道格拉斯·诺斯的书籍就是 “上游研究”(upstream research)、或曰“上游理论”(upstream theories),的典范。他启发了新的思维,让我们注意到制度(institutions)对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后来才有了一系列关于制度和经济的微观研究。

所以“上游“和“下游”的研究是没有冲突的,也没有谁好谁不好的分别。可以理解为一个研究的产业链。研究者要选择在这个产业链中,他要做怎样的工作,或者在什么时段做什么工作。

如果我们只拿一套标准来衡量所有的作品,或则认为某些人只能局限于产业链里面的某个点,那就是限制别人,也限制了自己的创造力。

【政见CNPolitics】也就是说,您希望后来的研究者能够也心存世界观的差异? 

【洪源远】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古代人以为地球是扁的。那如果所有人都没有去研究这个基本的事实,大家到现在还假设地球是扁的,以这个为基础去很严格地去检验一些地理学理论,那不是浪费时间吗?如果宏观图景是错的,那如何去严格地检验一些有价值的微观理论?在国际发展学里,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分析数据,来研究究竟是经济影响制度,还是制度影响经济,这样有意思吗?如果问题本事有误,那无论数据和模型在怎么好,都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知识是累积是需要分工的。有人需要做大的世界观,有人需要做具体理论;有人需要做宏观,有人需要做微观。分工后集合起来,我们才可以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并不是说做微观的人就比较酷,做上游研究的人就不“科学”。二者完全可以共存、而且应该互相尊重。

【政见CNPolitics】我们的读者也有很多的研究生。对研究生来说,是否也需要不止关注微观检验,而应让视线更广阔、梦想更远大?    

【洪源远】你使用了“梦想远大”一词。我应该澄清一点,“梦想远大”并不意味着研究生应该承担超出自己能力范畴的工作。确实,学生必须从学习传统理论和基本方法论技能入手、并在成为独立学者之前先经历“模仿”和“学徒”的阶段。如果还没有掌握这些传统的方式,那么创新是不可能、不可取的,甚至容易变得好高骛远。

我的观点是,即使学生正在学习这些基本方法,他们应该清楚明白,方法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作为学者或培训中的学者,我们的初衷是想解释有意思的问题、了解真相,享受思考的过程和成果。不过现实往往相反。如果仔细去听周围的对话,人们似乎越来越少讨论想法 (ideas),更多讨论谁用哪种技术、发表在哪个期刊上。学术界变得更像一场选美比赛、在技术上进行竞争。这样的氛围,我相信没有人喜欢,但是却无可奈何地参与其中。

保持好奇心,把功夫学好,尊重别人的研究,我相信是实现“梦想”最佳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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