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的负面影响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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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移民问题似乎越来越成为社会争论的核心议题。在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移民的一系列政策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争议,也直接导致了2018年末开始的美国近代以来最长的一次政府停摆。在欧洲,无论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还是来自土耳其的移民,都在多个国家引发了巨大的争论。即使是非传统移民目的地的中国,关于广东黑人的“劣行”也不时见诸网络。随着全球化时代人口迁移的成本大幅下降,与之相伴的移民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各国人民关注的热点。

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Neeraj Kaushal教授在她的新著《Blaming Immigrants: Nation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Movement》中详细探讨了移民问题以及它带来的社会影响。与许多常见的看法相反,Kaushal教授通过经济和政策分析指出,外来移民本身并不会造成任何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不少国家出现的反移民倾向,并不是因为外来移民本身对当地造成了多么明显的损失,而更多的是因为当地民众从情感上排斥异己,以及由此带来的接纳和吸收移民的社会机制的缺失。

Kaushal教授进一步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每年因为商务、旅游和求学等理由跨国流动的人数至少是全球移民总数(包括合法和非法移民)的五十倍。因此,任何旨在减少移民数量的政策如果想真的产生效果,都不可避免的需要同时大幅抑制跨境流动的规模。而在全球化的经济结构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承担这样的代价。因此,Kaushal教授最终得出结论,抑制移民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操作层面上都并不可行。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应对移民,而非排斥和拒绝他们。

移民真的对接收国有很大负面影响吗?

人们通常认为对移民的排斥是源于移民对当地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无论是经济层面亦或是文化认同层面。然而吊诡的是,反对移民最为激烈的地区,通常也是移民人数最少的地区。例如,在脱欧公投中,外来移民问题成为了脱欧支持者的一个重要论据。然而最终的投票结果显示,支持脱欧的地区恰恰是英国外来移民比例最少的一些地方。而外来移民集中的重镇,比如伦敦地区,则恰恰是留欧得票率最高的。同样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相似的现象。对叙利亚难民反应强烈的一些欧盟国家,例如匈牙利,本身并没有接收任何的叙利亚难民。匈牙利人民对难民的极端排斥显然并不是基于任何实质效果,而完全是一种情感上的表达。

实际上,外来移民很多时候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问题重重。例如,很多人相信外来移民会影响本地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但在很多例子中这种排斥又显得有点似是而非。例如,Kaushal教授发现,在脱欧公投中最受到排斥的并不是南亚裔或者穆斯林移民,而是相较而言与英国人文化宗教和种族更为接近的东欧移民。于此同时,这种基于文化和身份认同的恐惧恰恰会增加对外来移民的排斥,进而成为阻止外来移民进一步融入本地文化的障碍。这种恶性循环在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有体现。

另一种关于外来移民的常见观点就是对外来移民影响本国经济和就业的忧虑。许多政客也利用了这种担忧,不断地通过指责外来移民“抢走了本地人的工作”或“滥用福利”来获取民众的支持。然而,Kaushal教授通过对大量的经济学研究的分析和总结指出,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外来移民,无论是和法还是非法移民,整体而言对本国的经济影响是利大于弊的。比如,外来移民通常可以为接收国补充大量的年轻劳动力,这对面临老龄化问题的国家尤为重要。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日本和欧洲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基本拥有相同的人口出生率。然而,欧洲和日本在过去四十年来出生率持续走低,目前均跌破了代际交替的警戒线,人口老化和短缺问题日益严峻。而美国则凭借着大量吸纳外来移民,一直维持着相对健康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人口老化问题的缓解无疑对美国社会持续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从1995年到2010年的15年间,美国劳动力增长有一半是来源于外来移民。毫无疑问,外来移民对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贡献良多。

那么,如果外来移民大量贡献了自己的劳动力,是否会抢走本地工人的饭碗呢?这个问题相较而言比较复杂;不同的经济学家们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其中的关键,其实在于外来移民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并不相同。对于那些技能与外来移民高度重叠的本地工人,外来移民无疑会增加就业竞争,损害劳工的利益。然而,如果外来移民的技能是对本国劳工市场有效补充,则外来移民不但不会影响本地工人的就业,反而可以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例如,美国长期缺乏中小学数学教师,这对美国学生的数学教育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也间接影响了美国教育的整体水平。显然,大量引进具有数学技能的移民对美国有很大好处。与此同时,大多数经济学研究都发现,外来移民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其实只会持续数年,市场往往可以自动调节,来吸收这些影响。如果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移民对本地人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其实并不显著。

很多对外来移民的指责都包括对移民占用本地福利资源的担忧。毕竟,如果移民之前没有对本国做出税收贡献,平白无故就享受福利资源,的确会显得并不公平,同时也会造成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然而,经济数据再次展现了相反的一面。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在1995年至2011年间,外来移民对英国的税收和社会福利的贡献整体而言大于英国本地人。换言之,外来移民对英国社会来说是一种资产,而并不是负担。对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研究也显示出外来移民并不是本国财政的负担。在过去五十年里,外来移民对接收国财政的影响并不显著,通常不会超过本国GDP的0.5%. 换言之,尽管富国的国民普遍担心低教育的外来移民会拖累本国的社会保障和财政体系,经济数据却毫不支持这种忧虑。

当然,很多人对移民的排斥并不出于经济理由。移民会带来严重的治安问题是很多人反对移民的根本原因。从“广州黑人经常强奸中国女性”到“美国非法移民是犯罪的温床”,这种观点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然而,这种观点同样没有现实依据。大量的数据都显示,移民的犯罪率通常会低于本国居民。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18至31岁的年轻男性中,外来移民的坐牢比例只有1.6%,是同年龄段美国出生年轻男性的一半。即便仅仅考虑非法移民,同年龄段的年轻男性被监禁的比例也不足3%,而没有高中学历的美国出生男性青年的监禁比例则达到10.7%。很显然,比起外来移民,低教育程度才是导致犯罪的更重要的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外来移民,无论合法还是非法,都不像很多民众所想象的那样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更重要的是,很多所谓的负面效果并不是“外来移民”的专利,而是更多的是社会不平等和教育问题的产物。而对外来移民的排斥,恰恰阻止了他们融入社会,从而加大了他们陷于贫困和低教育陷阱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而言,外来移民也许也是无辜的受害者。

我们是否应该挑选移民?

既然财富和教育水平有着如此大的影响,我们是否有必要对移民进行筛选,只选择那些高质量的移民?在很多国家,这种观点有着很大的市场。例如,不少中国人对广州的非洲移民嗤之以鼻,却大力支持政府向高端学术人才颁发“中国绿卡”。实际上,很多主要的移民国家都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筛选移民。例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有相当完善的评估和打分制度,来挑选他们认为国家最需要的移民。我国香港地区的 “优才制度”,更是把每个申请者从学历到经历的每个环节赋予了详细的分数,力求以此招纳“优才”。

然而,当今世界最大的移民接受国美国却采取了一套截然不同的移民系统。美国移民渠道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基于申请者的能力,其他大多数的移民方式都是通过亲属或者其他一些方式,很少会考虑移民的“质量”。这让很多在美国拼搏的人大为不满。例如,许多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都对自己拥有高学位却仍然要等待多年才能拿到绿卡大为不满,因为没有什么技术能力的拉美移民都纷纷在短时间内得到绿卡,成功“上岸”。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在最新公布的移民改革计划中,特朗普就雄心勃勃的提出要把美国的移民体系变成“基于能力”的移民系统,大幅削减家庭移民,而增加技术移民的比例。特朗普和他的很多支持者,包括大量的美国华人,都坚称美国现行的移民政策对移民质量毫无筛选,是失败的制度。

那么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呢?Kaushal教授认为并不如此简单。美国移民系统固然有很多问题(比如对外国学生找工作非常不友好,因此白白浪费了很多人才),但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就是美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移民接收国。大量的顶尖人才移民到了美国,为美国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仅从“是否吸引了足够优秀的移民”这个角度而言,美国的移民制度似乎完胜世界各国。

通过进一步的分析,Kaushal教授提出了一个崭新但非常重要的判断:美国的移民制度恰恰更能利用移民的价值。加拿大等国的打分制与美国移民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在移民申请的时候对移民价值进行筛选,而后者则是通过市场机制对移民进行优胜劣汰。具体而言,Kaushal教授发现,打分制下的移民初看似乎的确比美国的移民整体质量要高,但是美国移民在融入美国之后的收入增长速度则远大于打分制下的移民。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即美国吸收的移民更能融入美国社会,在美国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价值。而打分制的移民尽管整体质量开始比较高,但却未必能够满足当地社会的需求,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我们真的可以阻止移民吗?

尽管外来移民并不像公众想象的那样问题多多,但反移民的情绪的确是越发激烈。那么,我们究竟是否真的可以遏制移民的趋势,而这种遏制又是否值得呢?

正如开头所说,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境流动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国际商贸、旅游和求学带来的大量的跨国旅行。在这种情况下,单独收紧移民政策的效果其实非常微弱。在不影响其他跨国人员流动的前提下,收紧合法移民只会使得非法移民的数量上升——大量移民会转而选择通过合法的方式入境并逾期逗留。而一味的收紧非法移民通常也不会减少非法移民,而只会让非法移民选择其他更危险的方式偷渡。美国的相关数据就显示,美墨边境的各种措施并没有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他们只是转移到了更危险的亚利桑那沙漠地带进行偷渡。毕竟,移民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经济动力,而不是因为某个国家“很容易”潜入。

于此同时,大力遏制移民,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代价。正如前文所言,移民对于接收国的经济往往有着独特的贡献,降低移民数目不可避免的会影响这些收益。事实上,大量的资料都显示,平均而言移民往往比本土居民更容易获得成功。毕竟,无论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本身都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一个人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才能够成功移民到其他国家并安顿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那些有着坚强的意志和过人的才能的人才能成功。因此,存活下来的移民往往都是一个群体中比较优秀的人,他们往往拥有一些过人的特性。在美国,25%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50%的专利持有者都是出生于外国的一代移民,而一代移民在全体人口中的比例只有13%。显然,尽管并不致力于“筛选”移民,美国仍然从外来移民中获得了大量的顶尖人才。如果外来移民数量大量减少,这些人才和他们的卓越技能也就不复存在了。

另一方面,减少非法移民也耗资不菲。执法部门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识别和遣返非法移民,这些花销往往都需要纳税人承担。不少非法移民会销毁自己的身份证件,这使得确认他们的原居地变得非常困难。很多情况下,对方国家会因为无法证明非法移民的国籍而拒绝接收遣返,造成新的问题。另一方面,很多非法移民可能已经在接收国建立了自己的生活,甚至有了自己的子女,而这些子女很可能是接收国的合法居民。在这种情况下,遣返非法移民反而会导致子女陷入困境,不得不依赖社保体系,这无形中又增加了成本。此外,大量的遣返非法移民对经济的冲击也不容忽视。美国的研究显示,要遣返美国现有的1100万非法移民需要大概四千到六千亿美元,同时会使得美国劳动力减少6.4%,GDP降低5.7%。这种幅度的经济影响甚至堪比大萧条时期。显然,这样的代价是难以承受的。或许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许多地方政府都不愿意配合联邦政府遣返难民政策的原因。

中国应该怎么看待移民问题?

Kaushal教授的研究主要基于发达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目前是世界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然而,正如Kaushal教授在书中也指出的,本书的结论对中国仍然有不少借鉴意义。中国的人口增长率长期走低,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大,劳动力短缺的形式越发严峻。于此同时,随着中国国力的崛起,以及诸如一带一路战略等一批国际合作战略的推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到中国寻找机会。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不得不面对与美国相似的移民问题。事实上,我们的邻国日本虽然长期以限制移民保护“大和民族文化”著称,却也不得不向国内人口老化的现实低头,在2019年推出了号称“史上最宽松”的移民新政。与日本一样面临老龄化危机的中国,将来要如何选择呢?

如果说我们要从Kaushal教授的研究中吸取什么经验,那么最主要的一条也许是“移民问题或许并不是一个物质层面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感情层面的问题”。与很多中国人的观点相反,Kaushal教授的研究指出移民也许并不会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负面影响。外来移民也许会对一部分中国人的就业产生冲击,但更好的应对办法似乎并不是避免移民,而是通过利用移民产生的整体收益增加来补贴受冲击的国民,帮助他们提高技能,进行“升级”。

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全社会拥有一套接纳移民的体系的基础上。然而,对移民的恐惧和不满往往会阻碍这套体系的建立。正如Kaushal教授所感叹的,对移民的恐惧和愤怒往往并不是因为移民的规模和速度,而是因为本国经济增长乏力或者贫富差距过大,移民不过是做了替罪羊,替本国内政问题承担了人民的怒火而已。吊诡的是,合理的利用移民本身很可能是解决这些内部问题的一剂良药,可是当全社会都将移民作为替罪羊和发泄自己不满的出口的时候,这剂良药恐怕也无能为力。

毫无疑问,中国终将有一天需要面对自己的移民问题。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经验和挑战。如何面对这个挑战,是摆在中国社会面前一道必须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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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Kaushal, Neeraj. Blaming Immigrants: Nation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Movemen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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