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关系,利益之外官员情怀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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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政商关系的理解,往往局限于利益交换的视角。这些观点认为,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之间会理性计算成本和收益,据此考虑是否建立和维系关系。比如,企业家通过政治参与获取商业信息和优惠政策等资源,而政府官员则可以借由这层关系赢得政治资本或进入商界。但是,政商关系也可能取决于(官员的)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不仅仅是利益交换。

最近刊发于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MJ)的一份研究中,香港大学王丹青、UIUC的Fei Du和康奈尔大学的Christopher Marquis,分析了2001-2013年间中国242个城市760位市长的数据和同期上市公司企业高管的数据,结果显示早年印刻在市长身上的意识形态会影响其对民营企业高管参政议政的态度。

如果市长“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有较强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烙印,并且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们支持当地民营企业高管进入当地人大或政协的可能性就更小。

进一步地,这种意识形态烙印能否持续(烙印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程度有多大取决于具体情境。

除了是否经历文革之外,研究还重点考察了城市的共产主义历史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这两个调节变量。如果城市所属省份地区有较强的共产主义历史传统,共产主义烙印的影响会增强。另一方面,如果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共产主义烙印的影响会减弱。

市长的共产主义烙印

烙印理论/印刻理论(imprinting)认为一个人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其成长关键时期塑造的。这使得出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之间存在很大“代沟”,价值观也有很大差异。

但是,烙印的影响取决于烙印同人们所处的具体情境是否匹配。如果烙印所对应的意识形态同环境相匹配,烙印的影响则会持续并增强,反之则会减弱乃至消失。

建立和维持政商关系既可能是企业家的主动行为,也可能是政府官员实现其价值观和信仰的工具。因此,对政商关系的理解不应只从企业家的角度去看待,还应考虑政府官员的立场和取向。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产生都有一套正式的提名和选举程序,但主要党政领导对此有很大发言权。他们通常会在推荐、提名和遴选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企业家是否可以入围这些政商关系。

与市委书记相比,市长主要负责经济发展工作,所以对企业高管能否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可能会产生更大影响。因此研究选择市长的而非市委书记的意识形态做自变量。相对来说,市委书记的影响可能较弱,稳健性检验也显示他们对企业高管能否当选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研究者收集了2001-2013年中国242个城市760位市长的简历,并考察了这些市长的学历和入党情况。

研究假设,如果市长在改革开放(1978年)之前入党,他们受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影响更大,并因此打上共产主义的强烈意识形态烙印,而对资本主义有抵触心理。这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烙印作为自变量。这一烙印使他们倾向于排斥民营企业家,后者则很难成为当地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如果市长是1950-1959年出生的,研究则认为他们在求学和职业早期受到文革的影响较深。

研究使用各省份地区获得解放的时间来衡量当地的共产主义历史传统,解放时间越早则共产主义精神遗产更多。

研究用一个城市的GDP来标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以上三者作为调节变量。

研究抓取了2001-2013年间上交所和证交所的上市公司数据。统计显示,15.9%的民营企业的高管(董事长或总经理)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包括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在市一级,平均每个城市有38家上市公司,但只有1.07家企业的高管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由此可见,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是一种稀缺的政治资源。

研究人员将各城市的民营企业高管人数占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配额的比例作为因变量,平均值是0.12%,最小值是0%,最大值是6.15%。

研究发现,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入党的市长,其所在的城市民营企业高管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机会更少。这意味着早期烙印在很长时间之后还在起作用。

如果市长的求学或职业早期恰好处于文革时期,那么这种意识形态的烙印效应会更强,即民营企业高管会更难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研究还发现,如果市长所在省份地区获得解放的时间较早,那么这种意识形态的烙印效应会更强。换句话说,市长的烙印与环境的特征是一致的,民营企业高管获取政治资本的难度会更大。

但是,如果市长治下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那么市长的烙印影响会减弱,民营企业高管相对来说更容易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也就是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政商关系除了同企业家的趋利性有关,在某种程度上还同政府官员的意识形态(“情怀”)有关。

此外,研究还发现总体而言,企业高管的政治参与对于企业的经济效益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市长的共产主义烙印比较深,这一影响会被削弱。

研究至少做出了三点贡献:一是将政治家的意识形态在企业政治参与对企业效益的讨论中提到了突出的位置;二是给烙印效应的持久性提供了新的证据;三是指出这种烙印效应的作用仍然受到具体情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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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Wang, D., Du, F., & Marquis, C. (2018). Defending Mao’s Dream: How Politicians’ Ideological Imprinting Affects Firms’ Political Appointment in China.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doi: 10.5465/amj.2016.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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