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故乡的奈保尔,与寻找乡愁的三毛 | 针尖多味听觉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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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思乡(Homesickness)都不陌生。思乡(Homesickness)指的是,人们因为对远方的家或者依恋的客体怀有爱与渴望,因而觉得痛苦、抑郁或忧虑。

思乡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将近所有人在人生中都至少有过一次思乡,思乡的人会反复谈论自己的家乡,渴望自己和家乡都得到这个新世界的关注和认可。

2004年,澳大利亚哲学家格伦·阿尔布雷克特(Glenn Albrecht)提出了一种“身在家乡的乡愁”——乡痛(Solastalgia)——由于故土的环境被迫改变,或者文化传统发生中断(比如新一代人的思想发生改变之后,无法再与传统的文化产生链接),以至于人们虽然身处家乡,却觉得和家乡的联结断裂了。家乡逐渐变得陌生,人们产生了疏离感,并因为丧失了寻回家乡的希望而低落。

在今天的节目里,想与大家分享两个与家乡产生羁绊的人。一个是大家很熟悉的三毛,台湾著名女作家;另一个,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2018年8月去世的奈保尔。

先来说说奈保尔吧。

1932年8月17日,奈保尔出生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座位于加勒比海的英属殖民岛屿。奈保尔的祖父属印度最高种姓婆罗门,但也是英属印度的契约劳工。身份的高贵伴随着家庭生计的贫穷,成为奈保尔成长中的童年印记。

在奈保尔10岁时,他就想当个作家。奈保尔受到父亲影响,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有所偏爱。父亲西帕瑟德·奈保尔是一名记者,业余时间撰写小说,并始终怀抱作家梦。正如奈保尔笔下《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的主人公毕司沃斯先生一样,书生气使得他在特立尼达当地人社区中显得格格不入,死时债务缠身,年仅47岁。

18岁时,奈保尔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毕业后,奈保尔找工作时因为移民身份饱受歧视,住地下室,不得不靠妻子教书来维持生计。奈保尔后来写到:“我总是缺钱,没有安全感,还为我(远在特立尼达)的家庭深深担忧,我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成了一个异乡人,并始终处于一个非常孤立的状态。”

直到成为BBC的广播员,奈保尔才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并于1957年发表了处女作《神秘的按摩师》。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充满了奈保尔童年的记忆和对特立尼达生活的回忆。

然而,他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对自己的出生地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的憎恨,形容其为“深渊”,并庆幸自己并未滑落下去。“我感到十分压抑,那真是再痛苦不过了。我想逃离特立尼达岛。我能逃离它真是太幸运了。毫无疑问地,我已经治愈了我的创伤。从离开的那一刻起,我拥有了可以为之努力的新生命。”1998年,奈保尔在接受《巴黎评论》专访时说。

《米格尔街》就是在这种轻快喜悦的逃离中收尾的――“离开了他们大伙儿,头也不回,轻快地走向飞机,只看着眼前自己的影子,那在跑道路面上跳动的小矮子。”

在梁文道看来,早期的奈保尔,作为第三世界移民后代而产生的那种模棱两可的身份认知和焦虑,构成了他成为一位出色作家的核心。

“写作者的一半要务是发现主题,而我的问题之一是生活斑驳色杂,满是动荡和迁移。”在1984年《寻找中心》的序言里,奈保尔写道:“先是跟祖母住在信德乡下的房子里,那里的宗教和社会习俗仍然接近印度村庄;到了西班牙港(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都),黑人、街头多种族多文化的混杂生活和我在女王学院的有序生活交织;然后是牛津大学、伦敦、BBC广播电台的工作间。当我尝试开始写作时,不知该聚焦哪一段。”

1960年代后,奈保尔不断地从英国出发,足迹遍布全世界。奈保尔最著名的“印度三部曲”就是他三次去印度旅行、采访的产物。从1964年到1990年,他先后出版了《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印度:受创伤的文明》《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三部作品。仅仅从书名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对印度的热爱,以及深邃的忧思和毫不留情的批判。

“印度于我是个难以表述的国家。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为我的家;而我对它却不能拒斥或漠视;我的游历不能仅仅是看风景。一下子,我离它那么近又那么远。我的祖先百年前从恒河平原迁出,到了世界另一边的特立尼达……印度,这个我1962年第一次探访的国度,对我来说是一块十分陌生的土地。100年的时间足以洗净我许多印度式的宗教态度。我不具备这样的态度,对印度的悲苦几乎无法承受——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在书中,奈保尔满怀惆怅地写道。

说到乡愁,却想说说三毛,是因为同样在八月,七夕那天,我在北京的工人体育场,听到她的声音。

没错,这是一场名为“回声”的演唱会,也是一张专辑的名字,《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其中的“回声”出自三毛的英文名Echo,是三毛的第十五个出版物,但不是书,而是一部有声作品。三十三年前,这张名为《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的专辑发表,由三毛填词,李泰祥、李宗盛等谱曲,齐豫和潘越云演唱,在歌曲中贯穿三毛的独白。

你可能不知道这张专辑,但其中的很多歌曲你都听过。而对于读过三毛作品的人来说,这张专辑就是纪念和了解三毛一本最好的自传。

说起三毛,大家都知道撒哈拉,荷西,还有橄榄树。三毛说,撒哈拉有她前世的乡愁。白先勇说,三毛的作品“创造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瑰丽的浪漫世界;里面有大起大落生死相许的爱情故事,引人入胜不可思议的异国情调,非洲沙漠的驰骋,拉丁美洲原始森林的探幽——这些常人所不能及的人生经验三毛是写给年轻人看的,难怪三毛变成了海峡两岸的青春偶像。”

其实,三毛也是我的青春偶像,刚升高中那会儿,在学业压力很大的时候,我还捧着一本厚厚的盗版三毛全集,从她笔下回忆中的童年、雨季一直读到中年的经历。仿佛我的青春期,也有了三毛的影子相伴。

只不过,根据三毛早期的作品,在她的童年和青春期,却格外压抑和阴郁,并没有撒拉哈的故事中那样通达和幽默。三毛自己也说,自己曾是非常自恋的,追求创造悲剧美,追求幻影。

那么,为什么《撒哈拉的故事》与早期作品风格如此悬殊?有人说,失学、病痛曾经造成她成长过程中的阴影,但由于三毛不轻易妥协的天性,她一再突破难关,重新复学,扩大早有的生活领域。只不过,之后婚姻上的挫折,使她再度遭遇到重击。……就作品本身唯有通透了事理、生死、喜怒的人,才能如此无为无求的透视人生。

众人喜爱撒哈拉的故事,是因为它流露善良、豁达、悲天悯人的性情。然而,众人也许不知道,写喜剧的人,往往深尝悲剧。

而放在一个大的时代里来看, 在三毛曾经生活的70年代以后的台湾社会,无论是大环境的外交困境、政治威权、言论的禁锢;或是小环境的升学压力、亲子代沟等问题的出现。对当时的青少年而言都是心中一股找不到出口的压力。而在文化方面,从忆旧怀乡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移植,文化思潮上出现了明显的断层。所以读者在看到三毛能不顾一切、率性而为流浪到沙漠,成功打造新生活的行为,仿佛替自己实现了不敢付诸行动的梦想,因而打从心底狂热的崇拜三毛。

有人质疑三毛的故事真假,但对我来说,三毛已经不是单纯一个作家,她本人已经是一个文学形象了。她是独一无二的三毛。

白先勇说:“当三毛自杀的消息传来,大家都着实吃了一惊,我眼前似乎显出了许多个不同面貌身份的三毛蒙太奇似的重叠在一起,最后通通淡出,只剩下那个穿着苹果绿裙子十六岁惊惶羞怯的女孩——可能那才是真正的三毛,一个拒绝成长的生命流浪者,为了抵抗时间的凌迟,自行了断,向时间老人提出了最后的抗议。”

这就是他们的故事了——奈保尔,一个没有乡愁的,逃离故乡的异乡人,用冷静的眼光审视这世界;三毛,一个追随着前世乡愁,超越了自己的压抑苦痛,给世上的我们一个永远的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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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三毛部分背景音乐全部为齐豫、潘越云演唱会现场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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