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与钱钟书:这世上势均力敌的爱情 | 针尖多味听觉馆

小水母/文
Sonia/主播、声音编辑

这世上势均力敌的爱情 | 针尖多味听觉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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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的心中,可能都有一种爱情的样子。作家和哲学家为我们创造了很多理想爱情的模式。杜拉斯曾说,“爱情就是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罗素认为,爱情、心中的道德和头顶的星空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样东西。三毛与荷西的爱情就像撒哈拉的阳光,炙烈而纯粹。 这些爱情的样子,既有英雄梦想,也有平凡生活,既强调感性,也看重理性,有一些浪漫纯粹,让许多人羡慕,但是可遇不可求。

最近和朋友聊天,听到她说起一种爱情的样子,满脸期待。她说,她期待的是一种对等的爱情。就像舒婷在她的诗里说,“我如果爱你……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她说,对等的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机械平等,对等的爱情里总是有两个独立而互相依存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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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话让我想起了凤凰文化之前的一篇文章,标题叫做“这世上果然有势均力敌的爱情”,故事的男女主角,就是钱钟书和杨绛。

两个人都是南方人,相差一岁,祖籍无锡,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关系还不错。说起来,两个人在清华不算人生第一次见面,很小的时候,就在无锡家庭聚会上见过。1919年,杨绛8岁,她跟着父母去钱钟书家做客。可是,当时年纪小,什么也不记得。不像红楼梦里的桥段,宝玉见到林妹妹,就喊,这个妹妹好眼熟,我哪里见过的。钱钟书和杨绛的缘分还要从清华园的偶遇说起。

1932年早春,在清华大学 古月堂门口,两人第一次遇见。当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

两个人的聊天,让现在很多人听到,都会觉得是在相亲角听到的话,那么直来直往。 钱钟书说:“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也说:“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说起来,费孝通也不是普通人,他后来成为了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大家。

一个说“我没有订婚”,一个说“我也没有男朋友”。就是这种近乎于憨厚的直接,让两个人的感情迅速升温。现在大学里谈恋爱,很少有人会写信了,都用电话、微信、语音,出去吃饭、逛街、看电影之类的。但在钱钟书和杨绛那时候,写信算是谈恋爱最主要的方式。杨绛自己回忆说,刚开始的时候“一天一封,以至于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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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王子和公主的童话故事往往写到盛大的婚礼就结束了。谁都不知道灰姑娘结婚了之后会过什么日子,爱情还在吗?水晶鞋去哪里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

很多人说起钱钟书,就会想到《围城》,书里把婚姻比作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很多人卡在当中,进退不得。可是,钱钟书和杨绛的婚姻,却只是他们爱情的开始。

杨绛在《我们仨》这本书中,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回忆了他们婚后的二人生活。爱情在婚后,如同种子遇到了水,慢慢发芽、开花。

你接下来听到的,不是两个学贯东西、掌握好几门外语的学者做学术的过程,而是他们实实在在的生活、看起来平淡无奇的爱情。

“1935年7月,钟书不足二十五岁,我二十四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两人作伴,可相依为命。

我们每天都出门走走,我们爱说“探险”去。早饭后,我们得出门散散步。晚饭前,我们的散步是养心散步,走得慢,玩得多。两种散步都带“探险”性质,因为我们总挑不认识的地方走,随处有所发现。

我们注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拙手笨脚的钟书大显身手。我入睡晚,早上还不肯醒。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像一只稍大的饭盘,带短脚,把早餐直端到我的床前。我便是在酣睡中也要跳起来享用了。他煮了五分钟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做了又浓又香的红茶。这是他从同学处血来的本领,居然做得很好。还有黄油、果酱、蜂蜜。我从没吃过这么香的早饭!

我们玩着学做饭,很开心。钟书吃得饱了,也很开心。他用浓墨给我开花脸,就是在这段时期,也是他开心的表现。

达蕾女士这次租给我们的一套房间比上次的像样。我们的澡房有新式大澡盆,不再用那套古老的盘旋管。不过热水是电热的,一个月后,我们方知电账惊人,赶忙节约用热水。”

王小波在写给李银河的信中,曾经说过他们就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糖果盒子,不断发现惊喜。在杨绛笔下,她和钱钟书也像探险的孩子。不过,杨绛写东西,不像童话,更像日常杂记,琐碎,轻淡,读起来却让人莫名想到眼下的生活。在他们小小的探险中,多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多了散步、搬家、做菜。两个人把散步当探险,把做菜当乐趣,为电费、水费、学杂费操心,偶尔和朋友聚会,更多的是专心做自己的事,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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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吗?你和她/他之间,有了第三个人,爱情还会在吗?

这个第三个人,往往不是别人,而是你们自己的孩子。虽然很多人会说孩子是爱情的结晶,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有点怀疑。或许是还没有自己的孩子,或许是因为长大了听到人们经常那么劝陷入婚姻危机的夫妻——“生个孩子吧,有了孩子,关系就好了。”,一个孩子的出生,的确会改变一段关系的性质。但看看周边的社会,我也时常想,婚姻难道很大一部分都是靠孩子维系的吗?爱情和三个人、四个人或者更多人的生活,矛盾吗?

杨绛笔下的《我们仨》讲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在有孩子以前,杨绛是这么写的:

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

仅仅短短三句话,就透出了一股爱到骨子里的深情。

他们女儿在牛津出生,是当时那个医院有史以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宝宝。因为哭声响亮,长得又像个瓷娃娃,护士们都很喜欢,把她叫做Miss Sing High。被钱钟书和杨绛翻译过来叫做星海小姐,颇有趣味。

钟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他们给女儿取了小名,叫做圆圆。有了孩子,生活的重心自然转变,可字里行间透露的,还是那种浓浓的深情。

我们两个不合群,也没有多余的闲工夫。咖淑夫人家的伙食太丰富,一道一道上,一顿午饭可消磨两个小时。我们爱喜时间,伙食又不合脾胃,所以不久就自己做饭了。钟书赶集市,练习说法语。我们用大锅把鸡和暴腌的咸肉同煮,加平菇、菜花等蔬菜。我喝汤,他吃肉,圆圆吃我。

从“我们两个不合群”,到“我喝汤,他吃肉,圆圆吃我”,中间转折自然。如果不是有一种气定神闲的幸福,怎么写得出这样毫不矫揉造作的词句。也难怪,杨绛会说,自己无论是在小学代课,还是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

与女儿相关的还有很多故事,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对于自己的女儿,杨绛有这样一个评价:

阿媛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久蒸久焙(bei),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但无论心上多不舒坦,中间又有多少风风雨雨、聚少离多,《我们仨》当中,都成了支持她写下去的动力。

家从两个人变成三个人,爱情并未减少。在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之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锺书为杨绛写下了这样的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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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钱钟书,杨绛是妻子,是情人,也是朋友。对于杨绛呢?钱钟书是什么?她没有在书中明确写出来。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1997年钱媛去世,1998年钱钟书也去世之后,有一种难以为常人道的力量支持着杨绛在剩下的漫漫人生中,打扫战场。

她说:“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

她也说:“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一起过日子。”

她还说: “人间没有永远。人生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可是,她从未放弃寻找。

最后,用杨绛在《我们仨》写下的最后一段话,作为结尾,纪念茫茫世界中,他们势均力敌的爱情。也送给正在听这期节目的你,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为了自己心中的爱情,继续追寻。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参考书目: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6/05/24/5231094.html

钱钟书与杨绛:这世上果然有势均力敌的爱情

钱钟书: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

杨绛:《我们仨》

相关音乐:

http://cul.qq.com/a/20160525/041925.htm 获取采访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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