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卖血背后的社会根源

最近一项研究却发现,如果一个村民所处的社会关系网中有许多人卖血,那么他们就越有可能效仿。也就是说,同卖血人员交往可能助长了农村卖血现象,并成为公共卫生健康管理值得警惕的问题。

中国的献血市场可以分为献全血和献血成分两个部分,前者是以无偿献血为主,而后者则是高度商业化和有偿性的。通过血浆分离器,捐献者可以只捐献血浆,而不必献全血,这使他们可以更加频繁地捐献,而不必像献全血那样需要间隔三个月。人们“捐献”的血浆会被生物科技公司用于制造各种产品,献血浆也因此成了一门收益颇丰的行当。与其说是献血浆,不如说是卖血浆。

尽管献血浆有利可图,但是它却背负污名化的耻辱。卖血的人往往不敢公开承认,在别人面前也抬不起头。之所以献血浆会被认为视为可耻,主要是由于它的收益可观,这会让其他人认为捐献者是懒惰的人,不自食其力,而是靠“卖血为生”。其次,招揽人们去献血浆的企业往往没有合法资质,通常会导致艾滋病感染等严重的风险。最后,中国传统文化讲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血液又有精神上的特殊意涵,这使献血浆的人会背负污名。

为了谋取暴利,许多采血企业的操作流程不符合政府监管标准,不仅卫生条件差,而且重复使用采血设备。这使许多地区爆发艾滋病传染危机,河南省甚至出现“艾滋病村”。据统计,因为采血而导致的艾滋病人群约占总感染人群的约五分之一。因为卖血而导致严重的艾滋病和肝炎等疾病传染问题,这令政府不得不加强监管。一些采血企业转到其他省份,特别是更加贫困的贵州省,这使其提供的血浆占了全国的四成。为了保证采血量,企业会同定期献血人员签订合同,要求他们每两周采血一次。一些人频繁卖血,这使他们身体虚弱,不得不继续以卖血为生,恶性循环。

对贵州省的调查研究显示,“捐献”血浆的人多数是经济状况不佳,这也合乎污名化的逻辑,即有钱人不需要也不屑于“卖血”。但值得注意的是,卖血的人并非孤家寡人,他们往往有很强的社会关系。这意味着在家族或村庄有“扎堆”卖血的地区,人们会不顾污名化而去卖血。

研究人员利用一项在贵州省开展的深度调查数据,包括随机抽取的五个村的251名村民。调查者收集了这些村民1994-2012年间红白喜事的详细记录,并建构了村民之间人情往来的社交网络。调查者分别在2007年、2009年和2012年进行三轮调查,了解村民卖血的情况。

数据显示,在三轮调查中,村民卖血的比例明显增加,从一成增长到四分之一。卖血所得占村民收入的比例不超过10%,但是对于收入微薄的村民而言仍然相当可观。

将卖血情况同人情网络相匹配,研究显示村民卖血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他们交往的人群。如果他们的社交网络中有许多人在卖血,那么他们也会倾向于卖血。无论是用是否卖血、卖血的收入还是家中卖血的人数来看,社交网络中卖血的比例都会使村民更倾向于卖血。

如果关系网中的亲友卖血比例提高10%,那么村民卖血的概率会提高13.9%。这主要是因为村民卖血受到同辈的熏染,从众心理使他们不再认为卖血是可耻的行为。当村民看到和他们交往的亲友纷纷卖血时,他们的道德底线被打破,并会更加容易去接受卖血。

研究还发现,村民在社交网中的位置(如是否处于网络中心)并不影响他们是否卖血。这主要是因为农村主要以家族为社会交往的边界,家族内的人情往来较为同质化。

研究显示,家中有未婚儿子的村民更倾向于卖血。这可能是因为农村的性别比失衡,男性在被挤压的婚姻市场上处于劣势,而卖血可以为其准备足够的彩礼。相对来说,少数民族、高收入和家有老人的村民卖血的可能性较低。

在调查前的2006年,有三成的村民卖血。但是,突如其来的肝炎感染则让这一比例锐减到一成。这与政府大力宣传卖血的危害不无关系,但信息传播的影响难以为继,村民嵌入其中的关系网则使卖血热卷土重来。如何打破农村卖血背后的人情关系网络所诱发的“锁入”效应,成为推动血液健康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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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Chen, Xi, David E. Sahn, Xiaobo Zhang.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Stigmatized Behavior: “Donating” Blood Plasma in Rural China.”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8). David E. Sahn, Xiaobo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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