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工作如何在私人企业开展?

非公有的私人企业成立党支部在近年变得越来越普遍。然而和公有单位不同,私企里的党支部人员通常都没有编制,这意味着中国发达的干部绩效考核机制在这些人身上不会发挥激励作用(因为不具备政治晋升的可能)。那么为何会有激励去完成这些需要付出额外时间的党政工作?在最近一篇发表在《当代中国》上的论文里,研究者带着上述的疑问在北京、杭州、宁波和上海四个在这方面工作被评为“先进”的城市进行了田野调查,尝试寻找出答案。

研究者发现私企党政工作事实上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人员招聘和激励机制。了解以上工作在现实中是如何开展的因此是解答研究问题的关键。

人员招聘

党支部由党支书和普通职工两类人员组成。前者通常是兼职性质,负责招收、教化和动员党员支持党的政策和方针。后者则为全职员工,从事日常的文书工作。人员的招聘往往采取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因地制宜。比方说私企老板或者其信任的员工自己就能当党支书,或者当地党政部门能够从目前编制中抽调人手到私企工作是最理想的情况。但现实中这两类群体往往因为本身的工作已经足够繁忙而无法长期胜任。这就需要依赖第二种招聘形式─返聘。退休干部通常是私企最喜欢的返聘对象,因为体制内的经历和关系能使他们快速把党建工作建立起来。最后一种招聘形式是公开招考。以公开招考形式招聘的一般是普通职工。或许是因为职位工作要求的关系,公开招考招聘的员工通常年龄较轻但教育程度和社会经验均低于党支书。他们往往以社工身份接受地方民政部门以合同的形式支付薪水,但实际上更多的处理和党建相关的工作。

激励机制

合理的激励机制需要和人员的社会阶层身份相配套,因此先要了解党支书和普通职工的人口背景。根据研究者在宁波对211位党支书和35位普通职工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前者更可能是男性(65.2%),年龄偏大(40-60之间),大多持有大专或以上学历,拥有体面的职业(八成以上在企业中从事主管或以上职业或者本身就是老板)、收入(一半以上月收入在5000以上)和个人资产(几乎全部拥有自置物业)。后者则更可能是女性(84.4%),年轻(70后和80后为主)。虽然在学历上和党支书没有明显差异,收入却有着明显差距(月收入大多在5000以下),因此一半人目前需要以和父母同住等方式解决住房。显而易见的是党支书和普通职工处于两者不同社会阶层,相应的激励机制自然也会有所区别,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物质和非物质两大类。

首先来看物质激励。对于处身中等偏上阶层的党支书,兼职党务的物质回报相对于正式工作收入而言可谓只具有象征性质(比如说报销电话费)。然而对于中下阶层的普通职工而言,这份工作即便收入不高(通常以当地上一年的平均收入作为基准),却有着一些其他工作没有的额外好处。比如较为自由的工作时间,一位接受访问的女职工就向研究者表示,自己本来在企业工作,虽然收入比现在高一倍,但非常辛苦,加班是常态。现在转换工作后可以有更多时间照顾家庭。另外,也有不少年轻人视普通职工这份工作为“跳板”,因为拥有基层工作经验能在将来增加投考公务员时加分。换言之,对于党支书而言真正管用的是非物质激励。比方说假如未来希望进入体制内工作,党支书经历就是一项不错的政治资本。当然,对于部份有过从军或公有部门经历的党支书而言,这份工作本身就能带来“为党服务”的精神满足感。

结语

总括而言,这篇研究带来两方面的贡献。一方面,它展示了基层党组织是如何适应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另一方面,它提醒那些关心中国社会稳定的研究者,应该更多注意本研究提及的那些维护社会稳定的日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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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Han Zhang, “Who Serves the Party on the Ground? Grassroots Party Workers for China’s Non-Public Sector of the Econom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8, 27(110):24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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