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定量中国研究研讨会:现代化治理经验

第一届量化中国研究研讨会(Quantitative China Study Seminar)于2017年11月17日在纽约大学政治系举行。量化中国研究研讨会是由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联合发起的、并由纽约大学政治系承办的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公共治理等问题的学术研讨会议。举办量化中国研究研讨会的目的是探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变迁过程中的经验,以及怎样的政治学研究可以促进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本次会议的承办团队邀请到了包括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ksi,《民主与自治的局限》作者)、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Bruce Mesquita,《独裁者手册》作者)和熊玠(曾参与起草《与台湾关系法》)等在内的政治学教授作为会议的点评人。来自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的五位学者就中国治理的五个热点问题作了报告。

论文1:缅甸公众怎么看中国投资?

作者:张友谊(康奈尔大学)
报告人:张友谊(康奈尔大学)

近年来,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长,这些投资项目无疑有助于中国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但在东道国却遭遇了广泛的争论。在东南亚地区(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等),中国的一些投资项目受到当地民众的抵制,而另一些则进展顺利,造成这一差异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

为了探究答案,康奈尔大学政治系的博士生张友谊在缅甸进行了一项调查实验(survey experiment),研究当地民众如何看待拥有不同合作伙伴及社会参与策略的中国投资项目。受访者涵盖了广泛的社会群体,可以很好地代表缅甸民众的社会经济状况。

在实验中,这些受访者被随机分为8组,每组都被提供了一则关于外国投资项目的“新闻”。这些“新闻”大致内容相同,但在一些细节上有所差异:投资企业的类型(中国中央国有企业、中国地方国有企业、日本企业),当地的合作伙伴(军方人员、非军方部门)和社会参与策略(直接与当地社会群体合作、通过政府间接与当地群体合作)。由此研究者可以分离出每一个维度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包容性较强的投资策略,可以显著降低缅甸民众对中国企业的抵触情绪。与缅甸非军方部门进行合作,或者直接与当地群体展开交涉,都能够让中国企业在当地更受欢迎。这种策略还有溢出效应:对中国企业印象较佳的受访者,对中缅之间更广泛的经济合作(如“一带一路”)也会更加支持。尽管缅甸民众对来自中国的投资项目存在一定偏见(日本投资项目普遍更受欢迎),但是通过改变在当地的参与模式,中国企业还是能极大地改善自身形象,确保投资的顺利进行。

论文2:愿意严惩下级的官员更受民众欢迎?

作者:蔡晓莉,刘诗尧,Minh Duc Trinh(麻省理工学院)
报告人:Minh Duc Trinh(麻省理工学院)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的蔡晓莉(Lily L. Tsai)教授、刘诗尧和Minh Duc Trinh,共同完成了一项关于“报复性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的研究。所谓“报复性正义”,指的是政府通过合理惩罚体制内违法乱纪的官员,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现有关于政权合法性的文献认为,除选举外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主要有三个源头: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再分配、以及制度的程序性正义。而蔡晓莉等人的这项研究表明,除了上述机制,中国民众是否拥护政府,也取决于政府是否能够对有悖社会正义的官员行为实施应有的惩罚。这类举措不仅会使政府的施政能力得到更多民众的认可,还会增强其在道德层面上的合法性。

为了验证这一观点,三位研究者分别在北京和福建作了实地问卷调查,之后又在网络上进行了问卷调查。为了获知受访者的真实想法,他们采用了“联合性实验”(conjoint experiment)的方法。在实验中,受访者被要求不断地从两个虚构的官员中挑选出他们认为更好的那个,而这两个虚构官员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不同。这样做的好处是,研究者不必直接询问受访者对“报复性正义”的看法,只需要利用大样本来直接考察哪些特质让官员更受欢迎。他们发现,愿意执行“报复性正义”的官员明显更容易得到受访者的青睐,其效果跟积极推动基层民主相差无几。

此外,研究者们还指出,对“报复性正义”的看重既能直接影响民众对于政府的评价,同时也能通过改变他们对于官员能力与品德的看法,间接地产生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民众政治态度跟反腐运动等举措之间的关系,也丰富了我们对于政府合法性的认识。

论文3:网络问政,真的有用吗?

作者:蒋俊彦(香港中文大学),孟天广(清华大学),张庆(哥伦比亚大学)
报告人:张庆(哥伦比亚大学)

互联网的发展扩展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方法,但是学术界对于互联网参的政治影响仍然尚未有定论。虽然平等的参与权常常被视为互联网精神的核心,现有的研究则认为,互联网的发展会进一步强化城市和富裕阶层对政策的影响力,从而导致更大的不平等。在最近的⼀项研究中,来⾃⾹港中⽂⼤学、清华⼤学和哥伦⽐亚⼤学的三位学者指出,2000年以后互联网在中国的高速发展并未带来想象中的数字鸿沟;相反,网络问政平台的普及为农村和低收入人口提供了新的发声渠道,使他们意见更容易为决策层所获得,这在⼀定程度为传统的参与模式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三位研究者在⼈民⽹的“地⽅政府留⾔板”收集了90多万个帖⼦,并通过多种机器学习的手段对留言内容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显⽰,论坛中1/3以上的参与者为农民;从帖子的内容来看,有大量的帖⼦反映的是低收⼊⼈群对个人收入和福利的诉求.

接下来,研究者们又考察留言量和留言内容与各地市级历年政府⼯作报告的关系。他们发现,当一个地方留言板上留言数量增加,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关于收入议题的留言增加时,地⽅政府⼯作报告中对社会福利(包括社会保险、养⽼⾦、医疗保险和农民⼯等问题)的重视程度也会显著增加。为了解决反向因果和内生性的问题,研究者使用了本省其他城市留言板上非农村,非收入相关的留言量作为工具变量,结果依然高度显著。最后,研究者还利用从民政部收集的各地低保信息检验了留言对政府具体福利政策实施的影响。他们发现,网上信访的增加也导致了农村低保的覆盖面和人均支出有了一定的增长。

论文4:如何在微博上寻找集体行动?

作者:潘婕(斯坦福大学),张涵(普林斯顿大学)
报告人:张涵(普林斯顿大学)

如何度量社会中发生的集体行动(如向地方政府请愿、罢工等),这对于学者们来说一直是一个挑战。现有的研究主要依赖于新闻报道,但这种做法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新闻的更新速度相对较慢,并且新闻机构很难避免选择性报道产生的偏误。

斯坦福大学的潘婕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生张涵最近合作开发了一种基于社交媒体检测集体行动的新方法,并将其运用到了新浪微博上。他们以一个现有的集体行动数据库作为训练集,试图通过机器学习的手段来确定哪些微博跟集体行动相关。

在他们的算法中,输入是社交媒体(微博)上的任意一条帖子(文字或者图像),而输出则是线下是否发生了请愿这样的集体行动。在经过训练之后,他们的算法在测试集上表现得十分高效。但在检查结果的时候,研究者们发现了一个问题:预测中存在着很多的假阳性。也就是说,有时人们只是在社交网络上发发牢骚,但并没有真的聚集起来向政府请愿。这些发牢骚的话被机器误判为集体行动了。

为了进一步提高算法的表现,作者又加入了两个额外的变量:发帖的地理位置以及同一个县在同一天内发帖的密集程度。在做了这样的改动之后,该算法变得更加精准,检测到的集体行动相较于人工验证的方法多出了10%,并且事件预测的准确率也达到了70%。研究者们表示,他们的下一步计划,是将假阳性的帖子和集体行动的帖子进行对比,以揭示什么原因会让不满情绪转化为线下的实际行动。

论文5:渔业资源枯竭是否加剧了南海暴力冲突?


作者:崔鹏(Patrick Chester, 纽约大学),张俊杰(杜克大学)
报告人:崔鹏(Patrick Chester, 纽约大学)

近年来,很少有地区能像中国南海一样受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该地区各方势力(包括中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等)的领土争端曾导致了许多冲突。

已有的文献指出,各方对中国南海稀缺资源的竞争是造成矛盾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纽约大学政治系的崔鹏(Patrick Chester)和杜克大学的张俊杰教授提出,在有主权争议的海域过度开发渔业资源很有可能会导致矛盾的进一步升级。

为了验证这一假说,两位研究者收集整理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南海冲突数据集,并以此检验了渔业活动和渔业资源的充裕程度对国家或地区间冲突次数的影响。他们计算了任意两个国家或地区每一年渔业捕捞量的几何平均值,发现平均值越高,两国在南海卷入冲突的概率就越大,这一现象在海洋营养指数(Marine Tropic Index,对是否过渡打捞的一个指数)较低时尤其明显。

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研究者们利用水产养殖产出的增长作为一个工具变量。这是因为,水产养殖的产出增长跟渔业捕捞量正相关,但对冲突次数应该没有影响。在使用工具变量之后,实证结果仍然稳健。这项研究告诉我们:保护南海渔业资源,将其维持在一个可持续的水平之上,不但能给相关各国带来更长期的经济利益,还可以有效减少海上冲突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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