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博弈论看高考:如何让民工的孩子也考上“双一流”?

刘骥(哥伦比亚大学)/政见观察员

今年是高考恢复四十周年,有关教育资源公平、社会流动固化等话题继续在媒体和学界引起热议。有的观点认为:高考作为一项人才选拔制度是符合中国现阶段发展水平的公平制度——为国家选拔出一批又一批的栋梁之才;也有的观点认为:高考在命题、分数线、录取等具体实施细则中存在许多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在地域、代际公平方面。

在这样一种社会舆论大背景下,我们似乎陷入“都有道理”的循环困境。本文希望抛砖引玉、通过阐述博弈论、信息经济理论提供一个新的讨论视角,推进对高考公平(乃至博士统考、公务员统考等一系列选拔性考试公平性)的学术与社会讨论。

博弈:让公平机制变得不公平

所有的选拔性考试存在的根源是由于某种公共资源的稀缺,因而需要一套被大多数人认可的选拔机制决定谁应该获得和使用有限的公共资源。如果优质的公共资源无限,那么社会中不需要选拔机制便可进行公平分配。

然而,任何选拔机制都存在一个无法逃避的先天缺陷——信息不对称,即选拔方永远无法获得候选者的所有信息。

传统信息经济学认为,选拔机制能有效区分不同候选者能力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候选者在选拔过程中释放“优秀信号”的成本不同。就高考而言,学习能力强的人仅需花费较少的时间精力便能取得较好的考试成绩,而学习能力较弱的人则需要花费较多的精力来达到同一分数。由于时间精力对于所有人是相等的,因此选拔者往往相信:考试成绩作为一个选拔信号和个人能力应为正相关,能有效反映候选者能力。

但“学习能力”并不由先天因素决定。人是理性的,能根据情况运用不同手段改变“学习能力”——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或更早的开始准备。其中一个常见的方式就是家长们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购买幼儿教育、课外辅导、选择优质学校等。

这也是问题核心所在:如果在选拔考试中释放“优秀信号”可以由选拔者或其家庭通过额外资源进行“改变”,那么本来公平的选拔机制就会因为候选者通过不断追加教育投入而变得极不公平。

机制设计:应注重结果公平

在传统儒家任贤举能的文化大背景下,通过广义的能力选拔进行社会资源、责任分配常被社会认可为一种可行的公平选拔机制。目前的教育、考试公平研究,多以机制设计层面的事前(ex ante)公平讨论为主。然而,机制设计并不能和社会环境、个体行为脱节,需要对事后(ex post)公平进行评估。针对这样“新公平”的诉求,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学者在近期工作论文《混沌的信号》中结合信息经济理论和博弈理论介绍了对公平的新思考。

假设我们将世界扁平化,认为社会中仅有四类学生参加高考:

· 家境富裕且平时成绩优秀;

· 家境富裕但平时成绩平平;

· 家境贫困但平时成绩优秀;

· 家境贫困且平时成绩平平。

由于高考设计者的目标是帮社会选出优秀的人才——即挑选出那些释放“优秀信号”的学生,那么机制公平的选拔结果是:家境富裕且平时成绩优秀、家境贫困但平时成绩优秀都会被选拔出来。

因此,真正的公平性讨论在于考试选拔制对余下的两类人是否公平——这两类人同样成绩平平,但一类家境富裕,一类却家境贫困。

在高考指挥棒下,绝大多数家长都会想方设法对孩子提供更多的帮助,获得更好的成绩,如幼儿早教、奥数补习、兴趣特长班、初高中择校等。因此家境富裕者能够大大减小成绩平平要考取好成绩、释放“优秀信号”所需要花的时间和精力——让“优秀信号”混沌起来。

如此理解高考,那么机制不公平主要有两个来源:

第一是家庭其所拥有的“财富”(如:教育资源、人脉关系、报考指导等)。道理相对简单,投入的额外资源越多就更可能改善“优秀信号”强弱。

第二是对选拔机制的了解程度:越是对选拔机制了解,其行为就更有针对性,额外资源的改善选拔结果的效率也更高。

关注机制公平:如何让民工的孩子也能考上“双一流”大学?

依据以上信息经济学与博弈理论基本框架,我们能得出几个政策推断。

首先,对于高考公平、教育公平的讨论和政策研究应该特别关注那些同样成绩平平禀赋低,但家庭资源差异较大的人群——也就是那些城市与农村学习成绩落后的学生。

第二,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若将选拔机制的考量内容多样化,则能够通过分流资源优势使依赖资源的博弈效果减弱。若选拔机制只考虑学业成绩,资源优势可以很轻易聚集在语数外理化生等学业指标上,加强了家庭因素代际传递的影响。但如果在选拔机制的考量内容中增加一些较难通过博弈而改变的指标,特别是那些向博弈能力较弱者倾斜的内容,那么能够促进选拔机制的公平性。

第三,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特别是仍然保证选拔机制高度单一化时,通过向资源少且禀赋低的人提供定向的额外投入能够减少现有选拔机制中的不公平性。这样的教育资源支付转移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小由于资源优势所增强的博弈能力,从而使运用‘财富’博弈选拔机制的效果大大减弱。

最后,我们应该意识到:在不断推动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政策手段。一方面有选拔机制设计层面上的宏观考虑,另一方面可以有具体对象的政策干预。但无论从何处入手,关键是我们能否首先确定哪些群体处于劣势、准确找出不公平的根源、以哪些具体方式存在,从而将问题逐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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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Frankel, A., & Kartik, N. 2017. “Muddled Information”. 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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