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是如何收编俄罗斯中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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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倾向于支持民主,这是现代化学派解释民主转型的一个核心假设。

具体来说,根据比较政治里经典的现代化理论,经济增长将促使民主转型的发生。这一机制背后的假设是,经济发展将产生一批教育程度高、从事专业性工作、并独立于资本家和劳工阶层之外的中产阶级。由于惧怕成为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寻租”下的受害者,这个群体倾向支持民主转型,因为这样的制度对自己更为有利。

最近任职南加州大学政治系的助理教授Bryn Rosenfeld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论文,提出了不同看法。Rosenfeld认为:现代化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假设中产是一群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群体,但这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并不成立。在像俄罗斯这样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很多中产阶级其实供职于公共部门之内。

任职于公共部门的中产和在私人部门工作的中产不太可能有着相同的利益偏好,因为前者更可能是既有制度下的利益既得者,而后者才是经典研究受既有制度“压逼”的“潜在民主支持者”。因此两批中产对于现政权的态度也应该存在明显不同。在这篇研究中,中产指代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工作者。据估计大约1/2至2/3的俄罗斯中产来自公共部门。

为了验证上述的命题,Rosenfeld使用莫斯科和议会选举有关的示威活动中的3000多个样本,同时结合全国代表性的抽样数据作为分析对象。背后的考虑显而易见:一方面示威是中产阶级常用的挑战现政权和表达民主要求的方式,示威者样本可以揭示两批中产在政治参与上的差异。而在结合全国性的代表样本后,可分析特定人口特征对示威参与可能性的影响。

分析显示,接近60%的示威者属中产,考虑到莫斯科的中产数量不过占人口的30%,如此活跃的参与度似乎和现代化理论的预期一致。但有意思的是,来自公共部门的中产示威者事和其人口比例相当(约为13%),中产的“超额”参与者还是主要来自私人部门。

如何解释两批中产在参与度上的显著差异?这就必须提到一位公共部门中产可以享受到什么好处。首先,和很多人对中国公务员的职业印象一样,俄罗斯公务员拥有正式的工作合同、稳定可预期的薪水、带薪假期和医疗缺勤等权利。同样的权利在私人部门的覆盖率只有30%。另外,供职于公共部门还能享受到一些“独特”的福利:比如较少机会遭遇“寻租”,同时较高机会在法律诉讼中得到“公正”的对待。

因此俄罗斯政府可以利用上述福利收买公共部门里的中产,减低他们成为体制反对者的可能,这点可以在数据里得到证实——比如,33%来自私人部门的中产的示威目的是为了推翻普京政权,抱有相同目的的公共部门中产只有26%。与此相对的是后者里有30%因为经济要求参与示威,而同样的要求在前者中只有22%。换言之,虽然同样是中产,同样在示威,两者的诉求是矛盾的:一方要求政体的民主转型,另一方要求现政权给予其更多好处。

Rosenfeld认为:普京政权的中产收买策略很是成功。据他估计假如两批中产参与比例持平的话,示威总人数会额外增加九万人。这样的话,普京政权承受的压力将截然不同。

总括而言,Rosenfeld这项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提醒学者在研究中产和民主转型时需要注意这个群体内部的“异质性”。中产阶级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民主,“成分”因素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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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Bryn Rosenfeld, “Reevaluating the Middle-Class Protest Paradigm: A Case-Control Study of Democratic Protest Coalitions in Russi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7, 111(4):637-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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