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是谁的城市

2015年,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了智慧城市战略,计划2020年之前在印度建成100座智慧城市。2017年,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的Sidewalk Labs宣布将与加拿大多伦多政府合作,把该市的水滨区建设成为功能多样、环境友好的智能社区。过去几年中,中国也有多个城市和地区启动这一建设。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智慧城市已经成为当前全球城市发展的热点。

●理解“智慧城市”●

20世纪80年代,美国兴起了新城市主义,在这一城市规划和设计框架下,“智慧增长”的设想应运而生。作为一种规划新主张,“智慧增长”旨在限制城市扩张以建成紧凑型、高土地和基础设施利用率的城市。20世纪90年代,信息及通信技术(ICT)的迅猛发展催生了“智能城市”的构想。作为“智能城市”的主要实践国之一,新加坡政府于2006年推出了为期十年的“智能国”蓝图,希望把ICT融入到企业、政府、基础设施和居民生活中,将新加坡建成一个以ICT驱动的智能化国度。21世纪初,“智慧增长”和“智能城市”的概念逐步演化成了“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描述的是新一代ICT技术与城市基础设施、管理和城市生活高度整合的复杂系统。尽管学界对“智慧城市”的定义难以达成共识,这一新兴的概念可以从至少六个纬度来理解:

1)智慧经济强调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及与国际市场的整合度;2)智慧流动主要涉及ICT在交通领域的运用以及现代、可持续和安全的交通系统;3)智慧治理重视公民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度、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及民生服务的供给;4)智慧环境关注自然环境的状况、污染控制和资源管理的情况;5)智慧生活指的是由文化教育资源、旅游资源、社会凝聚力、个人安全、住房等多项指标共同显示的生活质量;6)智慧居民主要指城市居民的人力和社会资本,他们的灵活性、创造性、包容性、世界性及公共生活的参与性。

●城市治理的“万灵药”●

与其他宽泛、模糊、难以定义的概念相同,涵盖城市方方面面的“智慧城市”构想可以被、也正在被全球各地实践,同时也留给我们很多思考和批判的空间。从以上六个方面来看,ICT的应用是建设智慧城市的重中之重。这也与当前很多城市的实践经验相契合。说到底,“智慧城市”是基于一种乐观的假定而诞生的,即ICT可以让我们的城市更繁荣、平等,获得更高效的治理,并且更加环保。换言之,ICT被当成了城市治理的万灵药。然而,这种假定是否成立却有待考究。毕竟,当那些不会或者不想使用科技产品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电子政务平台的时候,或是当人们的日常生活数据被默默收集汇总并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被用作商业用途的时候,我们很难十分肯定地说智慧城市方便大众生活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被标准化的城市●

由于“智慧城市”本身是一个相对模糊和主观的概念,当前主要的建设和评判方法就是把“智慧”通过各项指标量化,以此作为发展目标并对各个城市评分、定级和分类。比如,意大利推出了iCity Rate,把国内城市按“智慧”程度进行排名;北部的米兰被评为最智慧城市,东南部的巴里居第69位。评分排位的方法可以直观地展现出各个城市的“智慧”水平,但却把复杂的城市系统简化成一系列指标,或者是一个最终排名的数字,忽略了各个城市的特色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意大利为例,传统的城市问题(如:城中心区衰落、公共服务缺乏)本应位于政治议程的前列,但受iCity Rate结果的影响,当地政客更加关注城市吸引私人资本的能力。iCity Rate无疑在意大利的城市之间树立起了新标杆,善于吸引私人资本的城市是“好”城市,而其他城市就成了“坏”城市。

●科技公司的“成功案例”●

21世纪初,IBM、思科等大型科技公司提出了“智慧城市”的理念。此后,各大科技公司开始与各城市和地区的政府合作,共同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例如在中国,华为与江西省鹰潭市、深圳市龙岗区和宝安区合作建设智慧政务;ofo小黄车拟在鹰潭市投放物联网智能单车。这种PPP的发展模式固然可以取双方之长、提高效率以达到共赢的目的,但当私营公司积极参与到城市治理中时,城市发展的重心就有可能会向私营公司的诉求倾斜。最终,智慧城市可能会变成私营公司大肆宣传的“成功案例”而非真正吸引城市居民的项目。例如,思科和盖尔国际参与开发的松岛新城,于韩国附近的黄海填海而造,数字技术贯穿整个城市。两家跨国公司都声称松岛新城为全球的智慧城市提供了范本。然而,就目前看来,这个项目并没有吸引到足够的居民和公司入驻;因为缺少城市活力,它更像一个大公园,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城市。

事实上,城市是复杂、多样、多变的。城市治理除了依靠科技之外,还涉及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问题。作为一种新兴的概念和发展模式,“智慧城市”反映了科技时代人们对未来城市的美好愿景。但从当前各地的实践来看,智慧城市的建设似乎过于注重ICT的应用,过于依赖科技公司,以致于忽视了城市居民的需求,和对“谁的城市”“谁受益”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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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Gabrys, Jennifer. “Programing environments: environmentality and citizen sensing in the smart c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2 (2014): 30-48.
  • Hollands, Robert G. “Critical interventions into the corporate smart city.”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8(2015): 61-77.
  • Vanolo, Alberto. “Smartmentality: the smart city as disciplinary strategy.”
    Urban Studies 52, no. 5(2014): 883-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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