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零的义人,缺席的正义:转型后的“除垢”为何艰难

耶和华说:“我若在所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

——《圣经·创世纪》

在电影《出租车司机》的结尾,时间来到2003年,韩国民主化之后的第十六个年头。记者辛兹彼得在首尔的聚光灯下接受了嘉奖,而司机金四福正载着客人,沿着大路向光化门奔去。看起来,他们的故事都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点。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的是,154位普通的光州市民,其中包括学生、工人和出租车司机,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80年。谁来为他们的牺牲负责?如何给他们的故事画上句点?对于民主化之后的韩国政府来说,这是必须直面的重大挑战之一。一旦处理不当,不仅会失去民心,还会为旧势力复辟留下空间。

在政治学中,政治转型完成之后,如何清算旧政权的历史责任,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并为他们讨回公道,防止悲剧重演,被学者们称为“转型正义”问题。

正义并不总是在转型后来到

令人欣慰的是,韩国在实践“转型正义”方面,堪称亚洲国家的典范。首任民选总统卢泰愚甫一上台,即承认光州事件是民主化运动的一部分。随后在金泳三和金大中政府的努力下,当年的受害者得到了国家赔偿,事件发生的5月18日也被定为“国家纪念日”。1996年,下令镇压的军政府首脑全斗焕被送上了被告席,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然而,正义并非总能在转型之后来到。在很多国家,军政府的领导人知道自己下台之后必将遭到新政权的审判,因此会把得到特赦作为交出权力的先决条件。典型的例子就是皮诺切特将军治下的智利。为了确保人身安全,皮将军甚至修改宪法,给自己设置了一个终身参议员的职位,以防新政府临时变卦。最终,他也得以在监狱之外寿终正寝。

在2010年出版的著作《Skeletons in the Closet: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中,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助理教授Monika Nalepa回顾了苏东各国在推行转型正义的过程中经历的各种波折。苏联解体之后,其成员国和卫星国先后实施了“除垢法案”,一方面建立调查委员会,公开历史真相,另一方面禁止当年为秘密警察工作的线人担任公职。

隐藏在反对派队伍中的当局合作者

但奇怪的是,尽管要求正义的呼声在新政权建立伊始最为高涨,大部分苏东国家通过“除垢法案”的时间,却都是在转型完成近十年之后。其中,斯洛伐克更是一直拖到了2003年。Nalepa教授在书中提出的观点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昔日的反对派,也都或多或少地遭到了秘密警察的渗透。比如著名的波兰团结工会,在1981年组织的大规模罢工被镇压之后,就成了秘密警察竭力拉拢的对象。镇压中被捕的大量中层干部,都被迫选择跟当局合作以换取自由。

刚开始,团结工会的领导者们可能还未必知情。但在1989年举行的圆桌会议(当局和反对派就政治转型展开的协商)期间,秘密警察的代表明确地道出了这一事实,并以此要挟团结工会做出让步,不再追究旧政权的历史责任。Nalepa教授认为,这就如同是经典的绑架者博弈:绑架犯无意中得知了受害者的不堪过去,从而手中有了足够的筹码,来防止重见天日的受害者选择报警。她把这些隐藏在反对派队伍中的当局合作者,称为“Skeletons in the Closet”。

这些“Skeletons”的存在,却无意之间帮助波兰解决了一个转型期间的老大难问题:博弈各方都难以做出可信的承诺,谈判的结果也毫无约束力。而在波兰,旧官僚们相信,新政府不敢对他们问责,否则不但会伤及自己人,也会削弱其执政的道德基础。因此,旧官僚们才放心大胆地开启了转型进程。

事实上,团结工会在掌权之后,也确实在“除垢法案”的议题上畏首畏尾,犹犹豫豫。1992年,一些未参与圆桌会议的小党派代表联名提出,应该对秘密警察档案加以公开。因为并非所有议员都相信旧政权的威胁,这项议案得到了国会的批准。结果在400多名国会议员中,有61人被查出跟秘密警察有关联,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前反对派成员。一个月之后,波兰宪法法庭紧急叫停了这项议案。但丑闻已经无法掩盖,在媒体和舆论的压力下, 国会通过不信任投票解散了内阁,并搁置了转型正义的相关事项。

匈牙利的情况跟波兰类似,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该国的反对派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松散的架构给秘密警察提供了大量可渗透的空间。1989年后的执政党匈牙利民主论坛由于成立时间较久,所受影响也最大。在该党的阻挠下,匈牙利的“除垢法案”长期未能获得批准。

相比之下,捷克反对派就没有那么多历史负担。他们人数较少,也更加精英(多为哈维尔这样的知识分子),很难被当局收买,而捷克的旧政权在苏东各国中也相对脆弱——历史学家Timothy Garton Ash有句名言:“政治转型在波兰花了十年,在匈牙利花了十个月,在捷克只花了十天”——他们几乎是被逼到了谈判桌前。所以,哈维尔领导的新政府在两年之内就实施了彻底的“除垢法案”,对旧政权的成员进行了严厉打击,9000多人被剥夺了参选公职的资格。

年轻一代政治家的选择

随着时间推移,民间对转型正义的渴望不再那么强烈。然而在波兰和匈牙利两国,曾被束之高阁的“除垢法案”却又在九十年代末期重新回到了政治议程之中。Nalepa教授指出,这一波新立法背后的推动者,是刚踏入舞台中心不久的年轻政治家们。他们跟过去的黑暗历史牵扯较少,所以不惮于跟旧政权做彻底的切割。

这其中的代表,就是波兰的卡钦斯基兄弟和匈牙利的奥尔班。他们在圆桌会议期间还是边缘人物。之后在组建自己的党派时,他们非常小心地跟旧政治精英们保持了距离,着意吸纳那些背景干净的年轻血液。通过迎合右翼选民的诉求,卡钦斯基兄弟的法律与正义党,和奥尔班的青年民主党,很快成为了各自国家政坛上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的核心政纲之一,就是立即实行“除垢法案”。

眼见右翼势力不断增长,“除垢法案”的到来已然不可避免,代表着旧政权利益的政治家们决定壮士断腕,趁自己在国会中还有影响力,先出台一个温和版的法案敲打一下自己人。这样右翼上台之后也无话可说。于是一时间东欧政坛上出现的奇景是,跟旧政权关系越密切的党派,叫嚷不忘历史,伸张正义的声音也越响亮。只是我们都知道,哪里有什么正义,有的不过是政客之间的勾心斗角罢了。

但无论怎样,“除垢法案”还是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分别于波兰和匈牙利被国会批准。经此一役,卡钦斯基兄弟和奥尔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吊诡的是,靠攻击旧威权政体起家的他们,今天却成了民主制度最大的威胁之一。在他们的领导下,波匈两国正在有条不紊地将民主制度的基石一块块移除:修改宪法、控制媒体、削减法院权力……奥尔班更是公开表示,更欣赏俄罗斯和其南方邻国的政治体制。

漫长的阴影

如果当年波兰和匈牙利能像捷克一样,尽快“除垢”,及时止损,那么,两国如今的境遇会不会好得多?至少卡钦斯基和奥尔班们的崛起之路,似乎不会再这般顺利。但是,Nalepa教授忽视的一点是,曾经的反对派领袖们之所以犹豫不决,也未必全是出自一己私利。那时的苏东各国,正经历着痛苦的“休克疗法”。在民生凋敝,物价飞涨的大环境下,还要腾出一只手去处理秘密警察档案这颗定时炸弹,对于新生的民主政府来说,确实有些强人所难。万一触怒了太多的旧政府官员,无路可退的他们会不会索性鱼死网破,把整个国家拉进血与火的深渊?即使像韩国这样反对派相对清白,转型过程也比较顺利的国家,金泳三政府一开始还是选择跟来自旧政权内部的卢泰愚等人合作,以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稳定。

更何况,数十年的威权统治,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投下了漫长的阴影:纽约大学的Tucker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Pop-Eleches教授在他们的新书中发现,苏东国家的公民普遍更反感民主和自由市场。而且,转型时期的经历无法解释这种差别。裹挟在这阴影中的,可能是你的家人亲戚,老师同学,甚至儿时玩伴,身边挚爱。一旦血淋淋的伤疤被揭开,随之而来的仇恨、猜忌和报复,顷刻间就会将民主运转赖以维系的理性和共识,冲刷得不见踪影。

几年前波兰的秘密警察头子去世之后,人们在他留下的档案里找到一份文件,显示团结工会的最高领袖,波兰首任民选总统莱赫·瓦文萨在年轻时,可能也曾为当局效力(当然瓦文萨自己声称这是诬蔑)。一时间,舆论哗然。不是所有国家都如东德那么幸运,有一个文明富有的兄弟愿意陪在身边,等待伤口慢慢愈合,从而有条件去直面历史。哪怕在捷克,真正为旧政权时期的罪行付出了代价的,也不过是极少的一部分人。对于一个普通市民来说,经历了天翻地覆,再次走进市政厅时,见到的大概还是同一张熟悉而漠然的面孔。

从某种程度上说,威权统治的经历不啻于一种诅咒,让人们沐浴在希望的曙光下时,也要时刻担心被过往的噩梦吞没。昔日的流奶与蜜之地,悄然已变成了充斥着罪恶的所多玛。《圣经》里,上帝对亚伯拉罕说,只要还有五十个义人,所多玛就不致被毁灭。然而,威权之下,又何尝有义人的容身之所?即便有过,最后也连骨灰都随着大海,漂去世界的尽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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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Nalepa, Monika. Skeletons in the closet: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 Pop-Eleches, Grigore, and J. Tucker. “Communism’s shadow: The effect of communist legacies on post-communist political attitude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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