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中国模式的两种想象

图片来源: Robert Couse – Baker/Flickr

晓宇 / 政见特约作者

围绕中国模式,思想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但都流于过多的想象和过少的正视。所谓的模式,不该是一国政策的褒贬,“模式” 二字就意味着它将会传播到其它的地域和文化,带有独特的思想哲学和精神内质,回应那些现存模式所不能解决或是解决不善的问题。

在本文中,我将解释:为什么现有的两种观点都含有偏见,以及中国所蕴含的潜力和本身的问题在哪里。

两种想象

中国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到底有多火,在此不用多述。著名政治学期刊《比较政治学》主编 Ben Ansell 对我说,现在收上来的文章,唯一不需要说明研究案例重要性的,就是中国和美国的研究。

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对中国都密切地关注。而就中国模式的兴起和前景,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是 “成型论”,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模式,并且回应了现存模式的缺陷,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二是 “脆弱论”,认为中国非但没有脱离西方的道路,而且因为自身的缺陷,并不能可持续地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刘擎对最近学界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作过一个好的总结。 “成型论” 的代表有贝淡宁、王绍光、胡鞍钢,张维为和 Ted 上演讲过的 Eric Li 都算在其之列。有一种声音习惯性地把这些人和 “迎合当权者” 联系在一起,是不太公平的。这一群体的观点事实上已经超过了早年的 “新威权主义”,他们不再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威权主义的新例证,反而,中国已经有了超越威权/民主的新道路。

支持的 “脆弱论” 有黎安友、林培瑞和谢淑丽以及最近的沈大伟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带有西方主流学界的观点。除了本身的研究之外,这些学者和西方政策界也走的很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政府对中国前景的判断。

但在我看来,两方的观点都有较大的想象。“成型论” 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历史的一枝独秀,忽略了中国本身的发展是在世界主流话语下发生的,而不是在其之外。“脆弱论” 带有强烈的预先性判断。事实上对于中国政体衰败的观点自改革开始就没停止过,即便中国道路失败了,也并不能证明他们的判断是对的。这好比苏联解体后,所有没有预言过冷战结束的政治学家们都开始用他们的理论解释这个结果一样。唯一有资格作出些预言性判断的只有历史学家,如果他们都谨慎不语的话,政治学家们更应该沉默才对。

判断一个模式的性质,我觉得有两个最直接的标准:1)这个模式的创新是什么?2)这个模式有没有回应当代的问题?我将用这两个问题来说明中国模式所具有的潜能和面临的危机。

中国模式新在哪里?

判断一个模式是否是新模式,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它新在哪里?或用我们熟悉的语言,中国的 “特色” 到底是什么?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就难以说明我们有一个新模式的可能。

中国模式至少在以下方面是有所突破的:

1)成功回应了代议制民主政体在时间连续性上的危机。代议制民主政体的一个最致命的缺陷是,本身连续性的政治过程被人为地分成一个个任期。所以民主政体的时间性上是断性发展(punctuated process)。

如果有一个共识保持政策的延续性的话, 问题不会显著,但很有可能发生前后当选的精英改变政策方向,投入资源浪费,这就是 “民主低效论” 的来源。民主政体的对策是建立一个不被政府更迭影响的官僚系统,但这无法改变政治家的 “短视”,除了少数的领袖外,多数政治精英不得不以一个任期为周期来调整自己的政策。

想去挑战这种体系的尝试一直都在,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一党执政和长期计划),事实上都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时间线性解决方案。在战后的欧洲,比如德国或是意大利,也出现执政党长期不变,保证政治持续性的情形,但这在体制上是脆弱的。而中国从邓时代开始,成功地回应了这个问题,这就关乎到下一个中国体制的突破:官员晋升体系。

2)建立了制度化的选拔、晋升和换届体系。中国的改革保留了五年计划,并且建立了一整套能继续实行政策计划的人员安排方案。我们之前提到的尝试,很大程度上都败在了换届制度的问题上。威权政体的体制性弱点就是换届(succession)。近乎所有关于中国模式 “成型论” 的观点中,都关注到了官员选拔体制的问题。无论如何,中国还是保证了相对来说有执政经验和贤能的官员的体制升迁。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上并没有特别的创新的地方。事实上,无论是中国的市场政策或是国家干预都非常符合自由主义或是发展主义的经验。MIT 的经济学家黄亚生《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说明。

3)对政治秩序的优先性强调。我们都听过 “稳定压倒一切” 的说法,这不只是一种国家政策,而是一种价值观上的倾向。“秩序”、“安全” 和 “民主” 本身都是并列的价值追求,无所谓优劣,近年来对于秩序和安全的讨论更是在推行民主过程中糟糕经验的反思。我们不由想,西方政体的优势到底是民主选举,还是它们本身具有的强有力的制度所保证的秩序和安全的前提?事实上,西方在恐怖主义面前所体现出的 “民主衰退”,正是证明了秩序和安全可能的根基性作用。看待中国对秩序的强调,应该把其看作是政治价值,而不是仅仅对于政体的辩护。

离模式的距离

但这是否说明中国形成了自己的模式呢?我觉得下结论为时尚早。以苏联模式说,它是对二战前本身的体系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一个落后的国家如何能有迅速的发展,且能团结所有的社会阶层。当下的国际问题有哪些,中国模式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么?好像并没有。

1)国际资本力量的管控和相处。

金融危机后,资本家继续做空,大众买单的现象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反感。无论是以遏制资本对政治侵蚀的反腐口号,还是抵制资本对社会生活滲入的反全球化运动,事实上都是国际资本力量的回应。

但国家政府目前的选择很少,资本全球流行,如果国家进行资本的约束和管控,它们自然会流往别处,所以最后只能是对资本的妥协和纵容。如何留住资本,且让其带有道德,目前没有一个国家给出了可能的答案。

在中国,资本留下的原因甚至不是因为政策的优势和环境的低风险,而全然是因为这个巨大的市场。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的人民留住了资本,而不是政府体制。

2)多元文化的协调。

西方的多文化尝试已经失败了。中国的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紧迫,但从广州黑人所遭受的歧视来看,移民在中国所产生的可能社会冲突可能更多。

即便我们不做一个移民社会,中国对外仍然需要和世界打交道。我们如今并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也没有一个成形的文化协调机制。日本就是前例,它成就了经济上的奇迹,却在文化上仍然保守,没有能持续容纳和吸引他国文化的体制。我们必须承认,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仅凭一个民族的聪明是不可能成就大国的。

3)公平和自由新理想。

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直击了现代社会的信仰危机。加入 ISIS 的国际人士不是什么穷苦大众,是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商品经济的繁荣不能再吸引他们了,理想主义的缺位使人要远赴他国。理想的空乏只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加深,而不会减少。

中国目前没有另一种具有全球性的信仰作为支撑,在新自由主义普遍遭遇怀疑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如何的意念,来平衡正义和自由?政治伊斯兰给出了一个狭隘的回应,真正的国际性替代是缺失的。

除此之外,还有新老交替的问题。经济学人曾经专题报道,老年人和青年人已经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阶级,财富向年纪大的阶层流动和积累。这在生育政策之后的中国更为显著。社会福利、环境气候和和平外交,中国模式的成长应该说是从目前才刚刚开始。也只有在我们取得目前的成就之后,才要开始着手处理这些全球性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无处可学。

我在之前写福山的一篇文章中提过,谈中国模式固然好,但我们才刚刚富裕起来,拉来了砖瓦和水泥,的确有资本搭建起这个不一样的房子。但是现在就拍手说这个房子好看和漂亮的人,怎么看都像是路过的,而不是未来要住在房子里的人。现在就跺脚说这个房子要垮掉的人,怎么看都像是前房东,也不是未来要住在房子里的人。对于政府,要早日从第一种想象中脱离出来;对于反对派,要及时从第二种想象中清醒过来。

本文作者晓宇,牛津政治学博士在读,扫码关注他的微信公号 “世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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