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运“样板戏”:光辉形象背后的复杂现实

The Landless Rural Workers Movement跨地区的社会运动,如何进入一个本土的语境?一个有着清晰政治诉求的运动,在实际运作中是否真的能够秉承初衷?

在社会运动的各种杂乱叙事中,人们总是希望看到一条明晰的主线,来阐明运动的开端、过程和结果,然而这种努力并不都是成功的。很多运动是如此复杂,难以被整合进一个逻辑自洽的框架。它们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人之间呈现不同的意义;它它们完成了一部分使命,却在其他方面折戟;它们初期的胜利也许意味着更快的失败。

在《土地现在是我们的了》一书中,康奈尔大学社运学者Wendy Wolford分析了著名的巴西无地工人运动(简称MST,中文有译作无地农民运动),勾勒出这场运动在巴西南部的成功和在东北部的失败。MST的例子撕开了主流社会运动话语的保护壳,呈现出一个内里自相矛盾的景象。

巴西无地工人运动,是与墨西哥萨帕塔(Zapatista)民族解放运动齐名的里程碑式拉美左翼社运。在国际传媒、NGO、甚至大部分学者看来,MST成员通过占领撂荒的土地,促使政府重新分配土地资源,应该被作为社会运动的正面例子传颂。MST在占领地上建立据点、组织合作社,创造了巴西、甚至全世界土地运动所能达到的最激进范式。其他很多国家的农业和反全球化运动,往往也以MST作为行动的标杆。

然而,Wolford对MST长达十五年的民族志研究,却暴露出这场运动内部的裂痕。特别是,当发源于巴西南部的MST进入巴西东北部,种种之前被忽视的问题开始暴露,最终导致了整个运动的衰落。

传统视角下的MST兴衰

如果将MST视为一个整体,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采用经典社会运动理论视角,归纳出运动兴起的主要结构性原因:首先,巴西军政府倒台前力推的农业现代化运动,让小农难以在市场上竞争、被迫进入城市出卖劳动力,引发了他们普遍的愤恨(相对剥夺理论)。同时,巴西是全世界最大的天主教国家,左翼天主教会一直有支持各种社会运动(劳工运动,学生运动,农业运动)的传统。教会给了MST必要的资源,包括道德支持、开会场所、日常物资等等(资源动员理论)。最后,1980年代初军政府势力开始式微,1985年平民总统上台,民间社会开始复苏,给了运动组织新的政治机会(政治机会与政治过程理论)。

那么?为什么MST运动在后来走向消沉?用同样的视角来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两个重要原因:一是MST的占领行为本来一直得到国家的默许,处在法律的灰色地带;但90年代末,全国性法令直接宣布事先占领土地的行为是非法的,MST的做法在很多人心中迅速失去了合法性。另一方面,2000年以后,虽然左翼政治家卢拉当政,农业改革的投入反而变少了,MST的资金来源也同样紧缩,难以维持之前的动员能力。

这些都是运动涨落的关键因素,但它们无法解释很多问题。比如,即使进入新世纪,巴西农村的土地占领行为依然没有减少。然而,它们当中的一大部分(2006年的数据是45%)不再由MST操刀,而是依赖于地方工会的组织。另外,MST在巴西南部和东北部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动员景观,这也是宏观结构分析所不能涵盖的。因此,对于运动的地区差异分析,结合文化话语视角,才可以揭示出MST深层的动员优势和困境。

巴西南部的“真实乌托邦”

1984年1月,巴西南部不断发展的工棚区、乡村商会和天主教堂代表们建立了MST运动。次年,1500名MST代表参与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号召在巴西全境开展占领。很快,超过2000人占领了南方圣卡塔琳娜(Santa Catarina)州的荒地,其中很多人被安置到Campos Novos市,后来它成为MST的重要据点Vento,占地有两千公顷。

Wolford在巴西南部的民族志,也主要在Vento据点展开。通过访谈一百多位运动成员和居民,她揭示出MST在南部强大动员力背后的文化因素。

土地在南部农民心目中有着很神圣的地位,它不仅是一种维生的工具,也是个体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因为土地分配不公,很多大农户的土地是造假换来,南部小农在军政府时期一直缺乏耕地,因此对MST的“Land for those who work it”口号也有着强烈的认同。

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看,南部的动员结构也对MST极其有利。南部农民大都生活在大家庭里,不仅家户邻里之间纽带强烈,家庭内部连接也很紧密,一个人可以动员全家的人加入运动。作者在Vento的统计显示,当地约有一半的人是通过邻居和其他家庭成员加入MST。

另外,南部农民的耕作和生活方式也和左翼运动的目标相吻合。当年他们的祖先移居到巴西后,一直没有将土地劳作的产出推向市场。因此,直到20世纪,很多农民对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方式还是不甚熟悉。

MST占领后,巴西土地开垦和土改局(INCRA)到Vento地区评估土地,发现该区域地形复杂,不适合划分私人土地,建议推行合作社模式。由于长期的平等主义文化薰陶,当地居民一致支持建立合作社。就这样,Vento的“真实乌托邦”组建了起来,农田、教堂、学校、诊所甚至足球场一应俱全,社区中心和教堂则是重要的公共讨论场所。

虽然极少数家庭因不适应合作社模式而退出,但大部分人都因为合作社的组建,而进一步提升了对MST运动理念的认同。

首先,合作社让每个家庭都有一些成员有空余时间参与公共的政治性活动,比如在MST会议上发言、或是参与其他地区的土地占领。其次,由于MST据点内部有自己的小学和教师,在此出生的孩子等于一识字就了解了MST运动,对合作社这类“真实乌托邦”的模式也有更少的排斥。最后,很多居民确实享受到了集体生产的好处,比如可以随时购买很贵的机器,这在单独作业情况下根本不可能。

就这样,南部农民的生活经验和MST运动的理念完美嫁接在一起,促使运动在该地区获得巨大成功。

“样板经验”:标杆、包装与扩散

Wolford从1993年开始关注MST,那时候,运动还局限在巴西南部,运动组织还不够成熟。但当1997年研究者又回到巴西时,她发现:短短四年间,MST已经非常组织化了,也大大扩充了规模。

由于95-96年巴西政府对亚马逊无地农民的残酷镇压,民间对土地改革的呼声渐长,国际传媒和人权组织也积极介入,使得当时的卡多佐政府被迫强推土地改革。MST的初始成员在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下,一路游行到首都,大大扩展了运动的群众基础。

MST在巴西南部取得的成功经验,再加上各种环境因素推动,使得运动不仅迅速从巴西南部扩展到全国,更一跃成为世界左翼运动的教科书。

为了适应全国化、国际化的要求,MST也开始从各种角度包装这场运动。

MST非常强调历史上的抗争传统对当前运动的影响,认为自己的斗争是在继承19世纪末惨烈的Canudos农民占领(该事件导致巴西出动军队杀死了几乎所有的当地居民)的精神。为了强调内部的团结,每场MST集会上都悬挂巴西国旗,既象征着运动代表全巴西人的利益、也鼓励成员去挑战政府对于土地的保守观念。 为了突出国际主义精神,卢森堡、格瓦拉、列宁、曼德拉的画像也到处可见。集会上,MST领导者会分享成功的据点经验,供其他成员学习。

MST经历了一个不断大众化的过程:早期是个由小农及其子女们组成的松散组织,慢慢则吸收了很多城市贫民、政治家甚至学术研究者。运动早期强调物质利益,后期则强调抽象的公民权利,以吸收更多的潜在支持者。

为了进一步分析运动所采用的话语,作者还对MST发行的运动刊物Jornal Sem Terra做了内容分析。结果发现,随着时间推移,运动确实逐步采用更国际化的视角。早期的刊物看上去比较粗糙,后期越发精致,不仅开设了专栏,也有更多外部专家的投稿。1998年,刊物还设立了Fighters栏目,专门介绍世界各地捍卫人权的勇士。总之,运动目标从列宁式的直接通过强力抗争推动社会改革,扩展到了葛兰西式的意识形态深耕、再造社区和凝聚共识。

最终,MST逐步变成了一个囊括一切的正义运动,很多国际组织都争相给MST捐款,乔姆斯基、迈克尔·哈特等学者也在国际场合声援运动。MST成员经常去墨西哥、古巴、菲律宾、印度和南非交流经验。

它不仅变成了土地运动的标杆,也成为了反全球化运动的象征。

可惜的是,MST的全国化和国际化扩散,并没有保证它的模式可以在任何地区被复制。在巴西东北部甘蔗产区,MST虽然成功地招募到了早期的支持者,却很快失败了。区域性的失败和总体大环境的恶化,给了这场运动沉重的一击。

从南部到东北:迅速兴起、迅速衰落

巴西东北部的甘蔗种植区,是当年殖民地三角贸易的产物,也是拉美大陆最贫困的地区之一。MST运动组织者希望通过深入该区域,使运动能代表更广泛的人民利益。

MST也确实找到了正确的时机进入东北部。1980年代,巴西的甘蔗产业陷入普遍危机。面对其他国家的制糖量上涨和很多代糖的出现,市场对巴西蔗糖的需求直线下降。对甘蔗行业更大的打击,来自于政府经费的缩水。军政府下台后,文官政府取消了对甘蔗行业的扶持。到1995年,44%的蔗糖提炼厂濒临倒闭。

为了化解经济危机,当地政府被迫推行土地改革。经过评估后,很多甘蔗种植园的土地都被政府征用,然后分给尽量多的人,包括普通工人和管理阶层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接受了分配方案,因为也没有别的经济出路。

巴西东北部的土地改革,与当时MST运动的目标——土地再分配——发生了奇异的共鸣。因此,运动得以占领很多甘蔗种植园的土地。在占领和建设据点的过程中,MST运动组织者也接触到许多当地居民和前种植园的工人。

甘蔗产业需要很少的熟练工和很多的低技术劳力,所以种植园拥有者常常可以任意解雇大批工人。这些工人被解雇后,常常只能去别的种植园当临时工,没有稳定收入。而MST的到来,让他们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因而热烈拥护。在很短的时间内,破产的甘蔗行业为MST输送了大量的新成员。

但是,MST的这种初期扩张是极不稳定的。由于很多工人和居民是走投无路才加入MST,他们对运动的目标并没有很清晰的认识。Wolford在Flora据点的调查发现,很多人尽管缴纳MST会员费,但对于运动的了解极其有限,从未接触过运动领导者,更没有参与过运动的集会。

一开始,MST组织者要求占领据点的当地居民放弃种植甘蔗(因为甘蔗在历史上与殖民地经济息息相关,具有象征意味),改种香蕉、椰子等作物。他们的建议得到了暂时的采纳,却只施行了非常短的时间。

2000年起,经济形势扭转,印度、古巴等地甘蔗产量下降,国际油价走高,加上国际上对甘蔗乙醇等生物燃料的推崇,巴西本地甘蔗行业迅速复苏了。农民发现种其他作物明显不如种甘蔗赚钱,因此纷纷重新种植起了MST极端反对的甘蔗,其中一大部分人退出了MST组织。

MST为什么得了水土不服的病?

MST为何没能推动巴西东北部的农业结构转型?

首先,MST没能派出专员指导居民的农业实践,居民不清楚如何种植香蕉等其他作物。结果,有些农民播种的时候将两棵树种的太近,导致作物长势不好,收益严重受损。农民因而认定,只有靠甘蔗才可能致富。

其次,MST在后期未能和地方政府达成有效合作。早期的运动领导者和当地政客形成了一定的利益互惠关系:政客给MST输送一定的运动资源,换来运动对其仕途的支持。这种关系在后期因为MST更换领导者而被破坏。

再者,MST也未能博取本地居民的普遍信任。运动领导人经常在居民还没同意的时候,就自行以激进方式占领土地、建立办公室,引发部分居民的强烈不满。

但是,以上都不是运动在巴西东北部失败的主要原因,MST根本的失误在于,忽视了东北部的独特语境。

MST运动的核心领导团队不希望东北部的地方运动实践偏离MST运动最核心的计划,但核心计划的话语和诉求,反映的是南部农民的世界观,与东北部居民的日常实践是格格不入的。

甘蔗行业用工灵活,雇主随意的裁员导致工人的高迁徙率,工人的流动则进一步导致大家庭瓦解和核心家庭分居。也因为这种长期迁徙的历史,东北部的居民对土地没有很深的依赖性。和南部大家庭的安土重迁不同,东北部居民认为土地就是一种谋生工具,不是自己生活价值的来源。很多女性甚至不想要土地,宁可在城市工作定居。MST运动对土地正义的呼声,得不到太多的响应。

由于东北部家庭单元很小,家户中的男性劳力一离开土地,工作就没法找人替代。因此,与南部合作社模式中的大家庭不同,东北部的家庭往往难以派出成员定期参与MST的集会,也就无法了解运动的动态。

在社会分工方面,与车间装配线不同,甘蔗行业的工人往往被分配一个单独的任务,不需要和其他工人合作。因此,他们往往信奉个人主义价值,对MST提倡的合作社模式甚为抵触。

社会网络结构对东北部的MST动员也有颇多不利。由于家庭成员少、还往往不住在一起,加入MST的人难以动员周围的人加入。另外,很多社会最边缘、最贫困的人在早期加入了MST,因为没有太多人际纽带“栓”住他们,他们在后期也是最容易离开运动的。

到2003年,巴西东北部的土地再次被密集的甘蔗覆盖,几乎所有的MST前成员都退出了运动。

光辉形象背后的复杂现实

Wolford对MST的分析,挑战了学术界和媒体对这场巴西土地运动的主流叙事。后来,相继有学者发现了MST运动现实与其外在“光辉形象”之间更多的相悖之处——比如MST推进中的艰难和复杂境况不仅出现在巴西东北部,也出现在北部地区。

以上提到的一切问题,并不构成MST、或者任何其他社运的黑暗面。这些问题之所以被认为是“丑闻”,是因为这与运动被赋予的具有浪漫色彩的公共形象相冲突。

但什么又是运动的公共形象?国际传媒和运动领导者致力于将MST描绘成一场超越性的、国际主义的运动:MST参与者个个不顾一己私利,为统一的公共目标献身。但这既不符合实际,也让运动陷入了不必要的争议中。

如何在媒体对运动的浪漫化想象外提供更复杂的论述、如何让一个中心化的运动在扩散过程中适应不同地方的具体语境,这些问题并不如纸面上说的那么容易。在Rutgers大学Todd Wolfson对1999年后崛起的全球独立媒体运动研究中,同样发现了运动在地方语境和中心结构之间的不兼容。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分会对是否要接受福特基金会的资金产生重大分歧,22个分会扬言要退出组织,独立媒体运动差点就解体了。因此,MST遇到的挑战,也是全世界社运在打造跨地域联盟时面临的共同困境。

最近十年,西方国家的社运动员纷纷强调一种建立在多元交互性(intersectionality)之上的广泛团结:人们总是要求社会运动中身份、背景、诉求都不相同的参与者能够彼此团结、超越分歧、意识到压迫的共通性,打造统一战线。然而,这种期待在很多情况下是不现实的,对社运共识不现实的追求,往往也是运动难以持续的原因。

或者说,社会运动在不断发展和扩散的过程中,一定存在着具体语境、差异和分歧带来的张力。承认张力的存在,才是运动该建立的基础共识。

参考文献

  • Carter, Miguel, ed. 2015. Challenging Social Inequality: The Landless Rural Workers Movement and Agrarian Reform in Brazil.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Wolfson, Todd. 2013. “Democracy or Autonomy? Indymedia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Global Social Movement Networks.” Global Networks 13 (3): 410–24. doi:10.1111/glob.12030.
  • Wolford, Wendy. 2010. This Land Is Ours Now: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Land in Brazil.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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