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空气:真相、常识和公共政治讨论

图片来源:karmancinta17/flickr

骆斯航 / 政见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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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将涉及「马里兰大学毕业演讲」这一事件,尤其是其中对「昆明的空气」的争辩,但本文并不是对该事件本身的立场讨论。

– 这不代表作者在这一争议中不抱有任何立场。

– 也不代表作者认为「昆明的空气」应该是争议中的核心问题。

– 同时不代表作者认为争议中的其他问题是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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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后来成为捷克总统的瓦兹拉夫·哈维尔写作了著名的《无权力者的权力》。彼时作为捷克政治异见人士的领袖、七七宪章的发起人,哈维尔所面对的语境是天鹅绒革命之前捷共的极权统治(他称之为后极权社会)。在《无权力者的权力》中,哈维尔指出,捷共的极权统治是一种充满谎言的意识形态统治。在这种统治下,人们无法真诚地说出心中所想,只能服从于意识形态的压迫,顺应当权者的谎言。久而久之,人们对政治本身形成了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逐渐无视真与假、善与恶的区分。哈维尔因此对真相(truth)报以极大的期待。他认为,当权者和政治异见人士的矛盾,是谎言与真相之间的矛盾,是一种在超越政治权力斗争的矛盾。哈维尔号召极权政治阴影下的捷克民众“活在真相里(living in the truth)”,希望他们抛弃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唤醒道德信念,用良知和责任感来对抗极权统治里的意识形态谎言。

哈维尔的这番论述很难不让人联想起十四年前,另一位政治思想家的另一份公共写作。一九七一年,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楼文件》被泄露到《纽约时报》,这份关于越战的研究文献顿时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同年十一月,阿伦特发表了《政治中的谎言》。在这篇论文里,阿伦特以《五角大楼文件》为基础,对真相、谎言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刻的分析。阿伦特指出,事实真相(factual truths)要具有说服力是很难的,因为事实的说服力总是依赖于可靠的证言及证人。正因如此,所有的事实都会不断地接受怀疑。正是事实的这种脆弱性,使得谎言有了生存的空间。谎言自古以来就被视为政治的一部分,它与政治的结合并不是随机的偶然。谎言和官僚体制、粉饰、形象工程等多种现代政治的核心机制有机结合,最终使事实与政治决策分道扬镳。

无论是哈维尔还是阿伦特,他们对真相、谎言与政治的探讨似乎都暗含了一个区分,那就是「政治」和「社会」的区分。在他们看来,政治是与谎言紧密相连的。谎言在政治中不仅不被视为过错,甚至可以是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家的必备智慧。因此,在政治中,真相与谎言之间那条泾渭分明的界限是不存在的。要摆脱政治的谎言,我们需要离开政治场域,在政治之上或者政治之外去寻找出路。这条出路通常来自于公民社会。公民社会里的组织由公民自发组成,不受极权政治的意识形态影响。在理想的公民社会里,人们的行为准则无需依赖政治意识形态,而是诉诸德性、自由与责任感。这个有望不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社会」,是他们眼中对抗政治谎言的最终途径。

上学期的一堂课里,《无权者的权力》是教授布置的阅读材料之一。教授颇为偏爱哈维尔,也欣赏哈维尔对政治谎言的解决方案。我对哈维尔的方案则十分怀疑。我问他,在现实社会的很多国家里,市民社会是相对开放的,既不是完全极权化,也达不到哈维尔和阿伦特理想中的标准。这个形态的市民社会,能像哈维尔设想的那样,让人民「活在真相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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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UMD毕业演讲」的争议中,辩护者与批评者的一个交锋点在于演讲人对自身经历的叙述是否真实。演讲人以天气作引,试图引出讲稿的主旨:言论自由与个人自由。因此她在演讲的开头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她在家乡受到空气问题的困扰,出门需要戴口罩,否则则会患病。在来美国的飞机上,她携带了五个口罩。但在DFW机场的出口,当她第一次呼吸到美国的空气时,清新的空气使她放下了口罩,感觉到了自由。批评者认为这段经历太过虚假,尤其是演讲者本人生长于昆明,而昆明在大家的常识中是中国空气最好的大城市之一。

辩护者则从两个角度来为演讲者的经历提供事实依据。第一个角度是用数据证明昆明的天气并不如想象中的好(一个证据可参见:昆明空气到底怎么样? 绿色昆明有调查)。第二个角度则更接近阿伦特所说的「证言」:有演讲者早年的朋友站出来证明演讲者本人高中时确实天天戴口罩,不戴就要犯鼻炎(参见:Yang同学: 祖国母亲不会叫你“永远不要回来” (评马里兰大学毕业演讲))。

这样的证明当然不能终止批评者的质疑。显然,主要的原因是昆明的空气无非是这个演讲中的一个引子,并不是演讲的核心内容。但在此之外,对事实本身的追问也并未因此停止。批评者进一步质疑道,昆明与达拉斯的空气质量差异可能不足以引起人体明显的感受差异,因此演讲者所描述的经历仍然很可能是虚假的。

演讲者所描述的经历是否真实,比起很多与人无关的命题要复杂得多,正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大量个人的感受。感受总是具有私密性,我们无法直接共享演讲者在某时某刻的生理和心理反应,故而无法通过这样的手段来判断她所描述的故事是不是真的。就算我们和演讲者有过类似的经历,比如曾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相似的经历所激发的感受也未必相同。因此,当我们试图判断演讲者的经历是否真实时,我们需要调用许多我们已有的信息。比如,如果我们没有在昆明生活过,但知道昆明是一个在中国空气相对较好的大城市,那么我们就需要在自己的记忆里找到「空气好」的片段,然后以此为基础想象昆明的空气质量。如果我们有过戴口罩出门的经历,就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和联想出来的空气质量进行比较,从而判断演讲者经历的真实性。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调用的已有的信息、知识和记忆,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常识」。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我们要理解和判断的事情并不是由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常识使我们能够通过联系和想象,去接触和感受这些我们未曾亲身经历过的事件。换句话讲,当我们在判断演讲者对自身的经历描述是否真实时,我们实际上问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从我已有的常识来看,这段经历有可能发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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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曾经说过,常识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它「在许多判断中确定一种明白的、简单的、易懂的原因,不容许任何形而上学的、冒充意义深刻的、冒充有学问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奸计和机智把自己引入歧途」。也就是说,常识对推理和分析起到了一种「到此为止」的作用。当我们运用常识来理解问题时,我们会使用一定的因果联系,也会吸纳一定的事实证据,但总有一条分界线,在此之外的问题我们认为是常识,因而是毋庸置疑、理所当然的。反过来,如果有些观点和行为,不管我们如何调用自己已有的信息、知识和记忆都难以将它囊括在内,那我们就会认为这些观点和行为,以及持有这些观点和行为的人,是难以想象、不可理喻的。

公共场域的政治辩论有时体现的正是理所当然和不可理喻之间的冲突。比如,像上文所说的,在「马里兰大学毕业演讲」这个争议中,演讲人以空气为比喻,引出演讲的主旨,亦即言论自由的可贵。要讨论「中国的言论环境」这个问题,我们都需要调动自己的常识。例如,很多有过在网上探讨政治议题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内——会亲身经历审查,会有过文章被删的体验。同时,作为学生或者学者,墙的存在使得日常工作变得麻烦许多。当这一群体考虑言论环境的问题时,这些经历是他们能从自己的常识里调用的素材。但显然,并不是每个群体都共享这些经历,会调用这些素材来理解言论环境。例如,对于经历过文革的社会群体来说,他们在理解「言论不自由」时,调用的也许会是文革的经历。对于当代写作者而言,「文章被审核」的经历是切身的;对于文革亲历者而言,文革的经历也是切身的,但这两段经历都或多或少地处于对方的常识系统之外。

「他觉得中国的言论不够开放/已经比较开放了,怎么可能呢?」当我们在心中问出这个问题时,常识就开始发挥葛兰西所说的「到此为止」的作用了。「不可能」这个念头,说明我们放弃了将论辩的对手视为一个正常的、有常识的人,转而将矛头指向论敌本人,指责论敌的虚伪。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很多时候,论辩的双方都是「真诚」的。我们都在调用自己常识系统中的经历来理解他人的故事。这些经历是如此真实,使我们仿佛没有理由去怀疑我们自己是不是真诚地在支持自己的论点。但我们的经历是真实的,并不意味着他人的经历是虚妄的。

在一个相对开放、相对多样的社会环境里,每个个体的个人经历在微观层面上颇具差异,同时即便是同一事件的亲历者所积累下来的记忆和信息也完全可以大相径庭。在这种环境下,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经历、留学生与居住在国内的人的经历、年轻人与年长者的经历、重度网络用户与轻度网络用户的经历之间可能相当不同甚至互相矛盾,但完全可能都是真实的,是每个人各自的「真相」。这些经历组成了常识,又由此激发出来的情绪,对于每个个体而言完全可能都是发自内心的。

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公共辩论很难不变成优越感与优越感之间的对抗:每一方都将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常识理解成唯一的「真相」,将不能理解这一真相的人视为不正常的人,视为智识上或者道德水平上有欠缺的人——换句话说「非蠢即坏」的人——却忽视了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常识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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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十一日,极具争议的话题人物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在我校举办讲座。穆雷过往的诸多论点,常被视为有很强的种族主义倾向。我参与了现场的文明抗议,随后进入了穆雷的演讲大厅。他的演讲重点在于批评左派精英们「活在泡沫中(living in bubbles)」。演讲的过程中,穆雷引用了很多自己的所见所闻。在他演讲的同时,会场外的不少抗议者则讲述了他们的亲身经历,抨击穆雷才是活在泡沫中的人。

穆雷的演讲大厅和抗议的现场隔着一堵墙和数十个维护秩序的警员。在墙的两侧,我所目击的是两组社会群体(或者他们的代表),在以自身的经历争夺「泡沫」的定义权。在文章最初我们说,哈维尔对市民组成的社会报以很高的期待,希望人们活在真相中,以此对抗政治的谎言。但在我看来,真相与谎言之间的界限,并非像阿伦特认为的那样,只有在政治中才是模糊的。相反,在公共社会里,真相与谎言之间的界限同样复杂不清。它依赖于每个解读者的知识、记忆、经历和信息,由每个解读者自我组合,在每个解读者自己的常识系统里变成「有机的真相」或者「有机的谎言」。政治所难以幸免的,社会同样难以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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