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巴,带我投票带我飞

图片来源:Ciro De Luca / Reuters

这年头,选举是最热闹的真人秀。法国选举中,文体界联名反对勒庞:齐达内喊出“避免极右翼上台”的口号,98黄金一代的队友图拉姆公开响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莱齐奥公开表示,若勒庞当选就放弃法国国籍。在韩国,青龙影帝刘亚仁、大叔全仁权、性感女神李孝利、摇滚歌手李承焕出现在反朴一线。选举一开始,各路明星都纷纷打卡晒出选举照。

有人说,“术业有专攻”,名人参与政治是身份错位。也有人说,名人也是人,为何不能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用其号召力提升政治参与水平、助力价值观传播。

道理放一边,先讲故事。

《纸牌屋》火透太平洋两岸,政治变成文艺作品中最赚钱的题材,每次出现都是话题满满。早在15年前,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电视台就推出一档真人秀节目《人民的候选人》,模仿英国《流行偶像》的形式,通过节目评审和大众投票,每周淘汰一名参与者。留到节目最后的参与者获得的奖励将是由电视台出资,提名成为阿根廷议员候选人。

类似的节目在英美都逐渐出现。2009年,在阿富汗甚至出现了一档类似的节目《候选人》,6名22岁以下的年轻人在电视上讨论政治立场,观众短信互动投票,节目大结局在当年总统选举前播出。制片人说,节目初衷是教育公众如何在政治候选人中选择。“教育”,这个词怪怪的。

2005年,八国集团峰会在苏格兰“鹰谷”召开,恰逢1980年代轰动全球的伦敦、费城双城演唱会“拯救生命(Live Aid)”20周年。大腕音乐人U2主唱博诺、鲍勃·格尔多夫响应那场以减贫为主题的音乐会,在G8国家和南非举办了Live8演唱会。鹰谷峰会上,发达国家作出了对发展中国家减债和增加援助的决定。不少人认为,演唱会的功劳不小。

2010年,鹰谷峰会东道主托尼·布莱尔出版回忆录。谈到当年博诺在唐宁街10号“说服小布什”,布莱尔语焉不详:“博诺是用来接近小布什的重要人物。”言下之意,博诺在场是为了利用名人魅力说服小布什支持英国政府的主张。鹰谷峰会之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批评峰会成果的局限性。格尔多夫地愤怒回应说,布莱尔非常对它满意。总体来说,这些名人似乎并没有塑造或改变某种政策,而是在为政策立场“代言”。

细想布莱尔的政治手段,“新工党”没少和流行文化勾肩搭背。在2003年介入伊拉克战争之前,“新工党”与流行文化“酷不列颠尼亚”几乎画上等号,一边用名人力量支持政治目标,一边使用流行文化大打政治品牌。布莱尔当上首相不久,就设立创意产业工作小组,吸引了不少名人大腕,包括发掘了绿洲乐队的Alan McGee。再往前追溯,1980年代后期的“红楔”走红时,工党没少利用巡回演唱会吸引年轻选民。

2003年,英国加入伊拉克战争,不少文体名人与布莱尔“分手”,联名反战。那一年,布莱尔弹吉他的照片同样登上报纸封面。名人要表达政治观点,政客要成为大众明星,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名人政治”吧。

“名人政治”说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具有选举合法性或谋求这种合法性的传统政客,利用流行文化追求政治目标。他们要么是娱乐业或体育背景出身,如里根、施瓦辛格;要么是利用和名人的联系,强化个人形象,给选民“递话”。后者的例子更多:奥巴马跟着贝爷荒野生存、鲍里斯·约翰逊上真人秀参加问答节目……那些用电影导演拍摄选举宣传片的,更是数不胜数。

第二种人是娱乐从业人士,愿意在政治议题上发声,声称代表公众或代表某种价值观,但并不谋求选举职位。他们要么是利用自身地位或大众媒体渠道为某种目标发声,旨在影响政策结果,比如签名请愿反战;要么对待某种政治观点特别严肃——这个“特别”的衡量标准在于名人的政治参与度、外界媒体对其政治倾向的关注度,以及粉丝支持度。就像在2017年2月的奥斯卡,全场鼓掌致敬梅姨,怼特朗普怼出新高度的梅姨俨然成了美国价值观担当。

对名人政治的担忧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在学术界逐步升温。政治生活开始依赖于电视传播,精英政治被“大众共鸣”取代,选民要看到的是政客“普通人的一面”。自我包装也成为政客这一行的必备技能,政客的一笑一颦变得重要。

政治游戏的核心是公众根据政治能力、意识形态立场及政策倾向来选择代表来进行治理,这种“代表—被代表关系”因为选举程序而获得合法性。名人政治大行其道,政客会因此强调出现在选民眼中的表象,而边缘化真正的政治议题,损害政客与选民之间的真正关系。在候选人团队中,媒体公关的作用越来越大,更广泛的代表性变成更受欢迎的“电视性”。

一方面政客学习媒体技能,另一方面流行文化名人也卷入政治。这些名人声称代表民众,但这种代表性不具有程序正义,他们也未必都具备专业知识。名人备受关注,“灯下黑”,不少社会问题会因为没有受到名人注意而边缘化。

有些学者担心,“名人政治”其实与“政治”无关。如果这种趋势延续,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及贸易都可能成为娱乐产业的附属品。

有反对,就有支持,历来如此。

有人说,存在即合理。18世纪,政客肖像就开始流行;美国内战期间,林肯就笃信政客照片的政治能量。某种意义上,是卓别林等一干电影明星把战争推销给了信奉孤立主义、对欧洲不感兴趣的美国大众。如今,媒体需要明星,名人政治应运而生。

传统的社会结构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打破,政治传播形式也需要改变。这种改变要求一种新的模式,以及新的故事。什么样的人是英雄,什么样的人是坏蛋?确定了这样的前提,政治才能面向市场进行营销。而名人政治本身只不过是一种政治营销方式。又或者说,不是政治需要借助营销技巧,而是政治本身就是一种营销。

不过,这种解释解答不了“代表”这个关键命题。名人政治下,政客不重政策重形象,是否影响了“代表”的合法性?名人不请自来聊政治,谁给予他们“代表”的权力?

有学者认为,民意代表当然要根据提案数量质量、政治技巧、意识形态立场、选举程序合法性来进行衡量,但这些因素一定能穷尽“代表”的全部含义吗?投票不仅仅是一种实现间接民主的功能性行为,通过投票,选民也在表达立场,在候选人中寻找能够说服自己的“政治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中同样包括政客的外在表现。

如果选民相信外表、嗓音能够代表一个人的性格和能力,那么他们根据外在因素去选择候选人也是一种理性选择。因此,政客需要良好的外在来显示性格,而名人也可以利用外在因素塑造自己正直可靠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看,名人政治合理。

有人认为,政治是由象征和仪式组成的。分析名人政治需要找到一种程序来“读取”这些外在象征和仪式,例如分析候选人的穿着搭配、举手投足,甚至音乐品味怎样影响公众的选择。

政治权力的出现和“代表”紧密相关。政客必须采用某种方式实现这种“代表”,这些方式可以被称为“政治风格”。民选政治中,如何很好的代表自己的选民,取决于政客的政治风格能不能适应相应的选区。从这个意义上看,名人政治并没有背叛“代表”,通过外在因素和媒体关注在选民中获得“代表性”,是政治游戏的合理延伸。

不管一个政客的目的为何,他一定会被塑造成为意志坚定、品德高尚、兼具创新和实干精神的人。对于政客而言,利用娱乐业的手段和技巧塑造自己,就像满足选民功能性需要一样,是在满足选民的情感性需要,而那些舆论导向专家就像娱乐业的公关人员,职责一样是管理客户形象。换句话说,所有政客都是名人政客,只是有些人的表演更令人信服,因为他们比起其他人更像是真正的表演者。

在名人政治的另一面,大众文化名人也要解决“代表”问题。他们有强大的粉丝群体,这些粉丝也可以视为代表性的基础。就像英超,球员不是球迷选出来的,但球迷仍然把自己忠实球队的球员看成是代表,代表自己在场上拼搏,这是不是类似于政治性的“授权”?

当然,仅有这种粉丝心态还不够。政治代表性还取决于政治运动的利用、大众媒体的塑造。苏联解体后,有学者认为,民谣歌词给苏联带来的损害最为严重。

在一个名人当选美国总统的年代,思考名人政治是否能够增益对政治的理解呢?政治本身是一种表演,所以……请开始你的表演。

参考文献

  • Street, John. “Do Celebrity Politics and Celebrity Politicians Matte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4 (2012): 346–356.
  • Street, John. “Celebrity Politicians: Popular Culture an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 (2004): 435–452.

欢迎分享。如需全文转载,请阅读版权声明

回到开头

发表评论 | 阅读0条评论

欢迎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