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群体心态”是恐怖主义的根源?

恐怖分子与普通人的区别在哪里?在《与敌人对话》(2010)一书中,作者Scott Atran认为: 所谓恐怖分子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人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心理、个性、教育、收入或者其它人口统计学特征,而在于“小群体心态”(small-group dynamics)。在作者的定义中,这种“小群体心态”指的是普通个体由于受到基于血缘、家庭、校园、战友关系等小团体的影响,与该团体发生认同,并在心理和行为上与小团体中的其他成员产生更多互动,最终出现某种趋同的群体心态。

“我的朋友都做了,我也可以。”“这不是我的意志,我只是在服从上头的命令。”……在这些“小群体心态”的驱使下, 被纳粹政府雇佣的普通德国人会去屠杀犹太人。斯坦福监狱实验则有效地证实了这一心理机制。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实施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还是受雇于CIA参与虐囚的美国士兵,都是某种群体心理的牺牲品。而这种看似平凡的群体心态,正是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

Scott Atran的这个结论源自于他长达二十多年的对所谓“恐怖分子”、“恐怖组织”的田野调查,以及他与心理学家Marc Sageman所做的社会网络与心理学研究。根据他们的研究,1988年到1991年、1992年到2001年这两个时间段里,参与恐怖袭击的基本是受过较高教育、原生家庭条件还不错的中青年。而2001年之后, 受教育程度降低、出身低微、低龄化,边缘化(包括因为毒品、偷窃或其他行为被监禁)、很晚才被宗教洗脑成了恐怖分子的显著特点。

但无论是2001年之前还是之后,“小群体心态”都对恐怖分子的养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小群体主要基于三种不同的社会关系:通过战斗培养的革命友谊、通过血缘与联姻形成的亲属关系、由学校教育产生的师生关系。

比如,塔利班(taliban)的形成就是源于“小群体心态”。在70年代末,苏联派兵入侵阿富汗,激化了当地的反抗。当地部落呼唤全球穆斯林加入“圣战”(jihad),并且从巴基斯坦、沙特和美国都得到了人力物力的资助。1989年,苏联撤兵,留下了巨大的政治真空,1994年,一帮宗教学生(taliban)在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开启了夺权历程,一直到1996年,他们占领了喀布尔,几乎统一了阿富汗全境。

在911事件当中, 这种小群体特色也十分明显。四个劫机者分别来自黎巴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和埃及。他们都出身在相对经济宽裕的家庭,在德国汉堡读大学的时候相遇。 在实施恐怖袭击前,他们其实并没有想过要去炸世贸大楼。一开始,他们的目标是去科索沃,但没去成。后来,四人试图去车臣,也没成功。最后,他们在火车上意外遇到了塔利班的成员之一,到阿富汗之后受到鼓动,才开始谋划去劫持美国飞机,实施自杀式袭击。

2001年以来,恐怖袭击出现了全球扩散的趋势。研究者跟踪调查了2001年后发生的几起爆炸事件,包括2004年的马德里机场连环爆炸事件、2005伦敦地铁爆炸事件和同年的印尼巴厘岛爆炸事件。他们进一步发现,在2001年之后这几起震惊世界的恐袭爆炸事件当中,实际参与的年轻人大多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没有受过什么宗教教育,一心认为自己是在为所谓的“朋友”和“宗教”两肋插刀。

同时,2001年后的这个群体也更容易受到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影响。全球媒体对于一些穆斯林国家或地区的报道,使得一部分人认为伊拉克、阿富汗、巴勒斯坦、车臣的穆斯林正受着不公正待遇。而极端组织通过Youtube等新媒体发布的圣战视频和照片,也在某种程度上鼓动了一些没有受到良好宗教教育的年轻人走上了所谓“圣战”的道路。

对于二十一世纪那些被极端化的年轻人,Scott Atran认为,最好的方式不是抓到一个杀一个,也不是单纯地他们当作被宗教洗脑的傻瓜,然后把罪责都推到宗教或者恐怖组织头上。很多问题来源于社会内部,需要从下至上地解决。给那些年轻人更多就业机会、稍微好一点的教育、比圣战更有吸引力的英雄形象,甚至哪怕只是给他们一个好一点的足球和球场,都可能会减少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频率。

参考文献

  • Atran, S. (2010). Talking to the enemy: Faith, brotherhood, and the (un) making of terrorists. Harper Collins.
  • Sageman, M. (2011). Leaderless jihad: Terror network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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