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如何塑造政治观点?

在科幻电影 《降临》 中,女主角习得了外星人的文字,线性思维变成环形思维。于是,在时间的旅途中,女主角不再是一位单纯的参与者,而是同时成为了旁观者:在结婚、生育前,她便已预先知道了未来女儿的早逝。

事实上,地球上的语言差异也足以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观念 。

有研究者发现,语言还可以通过塑造时间观念来影响公众对公共政策的选择。他们指出,当一门语言的语法不明确强调时间差异时,说话者心目中的未来和当下的界限会更模糊、更愿意从长计议、更愿意支持环保等着眼长期的政策。反而,当一门语言严格区分时态时,人们会更看重当前利益、对环保等长期政策的支持意愿更低。

语言如何塑造时间观念?

不同语言的规则不同,使说话者将注意力放在自身经验的不同方面。由于语法规则往往已形成数百年,语言对于使用者的日常影响往往是不自觉的。如果一门语言要求人们对具体事物作出语言、性别和时序上的区分,那么说话者就很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它们是真实存在而且重要的区别。

这些语言差异,会进一步塑造不同语言使用者看待和分析世界的方式。 例如,当一门语言对于颜色的深浅度不作严格区分时,人们就会更少地注意颜色的深浅度;当一个人经常使用 “东南西北” 来讨论空间时,往往更能准确地在陌生环境或建筑内部辨别地理方向;如果一些人使用的语言很少强调性别差异,那么他们往往会在政治态度上忽略性别立场。

那么,语言会不会影响人们的时间观念?

对于很多拖延症患者来说,“明天” 的价值明显低于今天。它们也会倾向于满足当前享乐、将正经工作推后。与此类似,不同人眼中的时间观念并不相同。比如,有的人会将 “短期” 理解为几天,也有人将其理解为几周、几个月。 但是,人们的时间观念究竟源自何处?答案之一就是人们日常所用的语言。

不同语言对于时间的强调程度不一。有些语言对于未来时态缺乏系统的语法标记,说话者无须辨别现在时态和未来时态 (“无未来式”,例如爱沙尼亚语、芬兰语和中文);而另一些语言则会明确通过修改用词形式来区分现在和未来 (“未来式”,例如俄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英语)。

例如,在芬兰语中,不管事件发生在何时,人们直接说 “我写作”、也就是 “kirjoitan”。而在西班牙语中,人们必须使用不同的时态来表达所发生的行为。“我明天写作” 是 “escribir´el mañana”,“我今天写作” 则变成了 “escribo hoy”。再如,在中文中,不管在何时,人们总会说 “我去吃饭”。而在英文中,如果发生在将来,人们会添加时态修饰词 “will”、说 “I will go to dinner later”。

总之,对同一事物,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往往在时间维度上存在不同感受。

对同一事物,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往往在时间维度上存在不同感受。 研究者认为,当口语中明确包含时态信息时,讲话者心目中 “未来” 的重要性会降低。 在 “未来式” 语言中,语法强制要求人们区分 “今天” 和 “明天”,这会让说话者明显意识到未来和现在的差异。因此,在他们心目中,相对于今天的收益,明天的收益显得缺乏吸引力。

与此相反,在 “无未来式” 语言中,语法不强调时间差异。因而,今天和明天之间的界限会非常模糊。因此, 相对于 “未来式” 语言,“无未来式” 语言的使用者对于长远收益的兴趣更高。

时间观念如何影响政策偏好?

如果这样的说法正确,那么对时态的表达差异不仅会影响讲话者的时间观念,还会影响它们对着眼于长期政策的偏好。就像日常生活中对于 “拖” 和 “不拖” 的选择,人们也会因为时间观念不同在公共政策的选择上存在差异。

在政策选择上,有的人更关心当下、而非未来几十年,因而会倾向于将环保政策推后, 将高福利、高发展政策提前。与此类似,许多人之所以反对民主化和市场化改革,也是因为自由繁荣的愿景只存在于未来,而改革所引起的秩序混乱则近在眼前。

研究者认为,当一门语言不明显强调未来时态时,说话者支持未来导向的政策意愿会更高。这是因为:首先,语法规则可以通过吸引人们对不同词汇的注意力来影响人们的思维习惯。所以,在 “未来式” 语言中,说话者会注意当前和未来的区别,而 “无未来式” 语言的说话者则会予以忽略。

此外,当说话者认为未来与现在并无差异时,他们就不太可能为现在牺牲未来、从而更愿意参与未来导向的活动。最后,许多公共政策明确依赖于人们投资未来的意愿,例如体制改革、科技投资、社会保险、经济储蓄和环境保护。 这样的 “未来导向“ 政策,更有可能受到 “无未来式” 语言使用者的支持。

一个实例:绿色汽油税与卖淫政策

为了证实上述观点,研究者在爱沙尼亚开展了实地实验。爱沙尼亚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其中 69% 的人视爱沙尼亚语为第一语言、29% 的人视俄语为第一语言。前者中有 44% 的人可以流利的说俄语、后者中有 36% 的人可以流利的说爱沙尼亚语:这部分人可以被视为双语者。

从上述双语者中,研究者随机抽样了 1200 人,并分别用爱沙尼亚语 (“无未来式”) 和俄语 (“未来式”) 访谈。在访谈中,研究者分组询问了受访者对于绿色汽油税的看法。

调查结果表明,当年龄、教育、性别、信仰和文化相同时,使用俄语的受访者对绿色汽油税的支持度为 33%,而使用爱沙尼亚语的受访者对该税的支持度则达到 42%。与此类似,使用爱沙尼亚语的受访者也表示更愿意为了未来的收益而抵制今天的诱惑。

为了进一步佐证他们的观点,研究者还询问了受访者对爱沙尼亚卖淫政策的态度。相对于绿色税收政策,卖淫政策并不包含明显的时间影响 (如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结果显示,俄语受访者赞成卖淫政策的比例为 63%,而爱沙尼亚语受访者的赞成比例为 61%,差异并不明显。这说明,语言对政策偏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时间维度上,如果一项政策并没有明显的时间维度差异,采访语言并不会系统影响到受访者的观点。

不同语言所包含的时态影响并不只存在于爱沙尼亚语和俄语之间,在其他语言之间同样存在。 研究者利用一项跨国调查数据发现,在 60 个国家的 60000 名受访者中,当性别、年龄、教育、收入、失业、婚姻状态、民主化倾向和社会信任相同时,“无未来式” 语言的使用者支持环保的概率要比 “未来式” 语言的使用者高过 8%,而储蓄的概率则高过 17%。

总而言之,语言在塑造着大众的观点,不同语言对于现在和未来的区分程度也会对政治舆论有重要的影响。推而广之,人们的语言知识丰富程度、掌握的语种数量都有可能影响人们的态度、行为和政策喜好。进一步讲,在一个国家引进第二语言, 是否也会对人民的政策偏好产生系统而长远的影响呢?

参考文献

  • JPérez, Efrén O., and Margit Tavits. “Language shapes people’s timeperspective and support for future‐oriented poli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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