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朋友君的北美社会学博士申请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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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方可成

一、初见

初识Z君,是我飞抵美国中西部小城M,开始在当地一所著名公校攻读经济学博士的两周之后。当时还在M城的政见创始人可成君在微信上问我:“有个政见的撰稿人这两天要来,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就当给我送行?”我那时已经知道他要转学到宾大的消息,自然一口答应。

饭局订在M城downtown的一家中餐馆。第一次在店门口见到Z君,她穿件碎花的衬衫,身形被路上膀大腰圆的美国人民衬得格外瘦削,文文弱弱很有文艺青年的气质。席间得知,她目前在香港念传播学硕士,正准备博士项目的申请,这次来M城,也是打算跟这边的老师打个招呼,先熟络熟络。我因为博士申请不太如意,那天闲谈的兴致不高,只随便捡些经济学界的八卦说说,不想Z君对经济学的掌故倒是颇知一二。饭后可成先开车回家,我送Z君到岔路口,便各道珍重,就此别过。

次日Z君便飞回了香港,不几日可成也动身前往宾大入学,政见在M城,只剩我一个人。尽管独在异乡为异客,却也没什么时间让人感受寂寞。博士一年级的课程,我在北大都大致学过,但美国老师的讲解,毕竟还要更深入一层。再加上公立学校教学负担重,博士生从第一年起就要做本科生课程的助教。一般每个人一周要带三到四节习题课,还要跟课,批改作业,出期末考题,参加助教培训……我本来想着,到美国之后,把国内未能完结的研究题目再推进一些,却始终抽不开身。

每周教课完毕,我都累得只想倒头就睡。可是工作所得,扣除房租之外,也只够支付自己做饭的花销。哪一天懒得下厨,中午去附近的中餐馆点一份七美元的快餐,就已是难得的奢侈。中国同学中还有不少连做助教的机会都没有,只能自行支付第一年的博士学费和生活费,或是靠给本科生做一对一辅导维持生计。可成君就是眼见国内的积蓄所剩无几,才不得已转学去了宾大。

当然,博士生活清苦一些,也算是情理之中。但在M城愈久,我就愈感到这边的学术氛围跟我原本设想的大相径庭。在北大的时候,老师们常常教导我们,经济学者不能沉迷于模型和公式,要做“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可我所在经济系的主流,乃是高度复杂的动态均衡模型和结构化估计方法。听了几次seminar,其间讨论的内容实在难以激发我的兴趣。转系的念头不是没动过,可我也清楚,如果拿不到美国老师的推荐信,转系的结果不会比现在更好。本系老师自然不会帮你转走,M城地处偏僻,也很难有机会跟外系的老师交流,所以只好作罢。

学期尚未过半,国内传来了香港学生占领运动的消息。因为关心局势,我时不时会去找出没于运动现场的Z君打探一下情报,也顺便交流一下申请经验。我们都觉得,随着在北美读本科的中国人数量不断增加,在国内接受教育的学生想申到一个好的博士项目,难度越来越大。理工科还好些,毕竟是老板说了算,找到合适的实验室,套套瓷也许就能搞定。社科基本上是委员会决定录取,管事的美国教授又大多对中国的教育体系缺乏了解,难以评判——这样一来,在美国念书的人自然大占便宜,本科最好,自费读个硕士也是加分项。至于国内的申请者,除非简历几近完美,否则只有听天由命。以我在北大的硕士项目为例,09年之前,每届最好的学生基本能申到美国前几的经济系读博,之后则是每况愈下,现在申到个密歇根或者UCLA都要谢天谢地。

闲聊的时候,Z君告诉我,她高中的时候成绩一直不错,按说考个北清不成问题,但因为有志于拍电影,跑去考了中传的导演系,结果发挥失常,最后只念了个省内高校。虽然她后来到香港读了研究硕士,却还是担心本科背景在申请的时候会带来不利的影响。我只能安慰她说我本科成绩也不算突出,但心里其实很明白,如果没有奇迹,她被顶尖项目录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前三十年”平等主义环境的余晖里,从小到大,都未曾觉得跟身边同学在背景上有多大差异,直到大学毕业才猛然发现,游戏的规则不知在何时已经悄然改变。中学的时候,在我们的观念里,只有考不上国内大学的人才会出国读本科,可一夜之间,挤进北美名校成了优秀高中生们的首选。中国经济的腾飞,让学费昂贵的美国高校变得不再那么高不可攀。近年来,美国的社科院系甚至纷纷开设起自费硕士项目,以期为有志于攻读美国博士的中国学生提供跳板。学生花一两年功夫接受一下基本的学术训练,到美国各处逛逛开开眼界,再弄两封推荐信,学校捞一笔不菲的收入,可以说是皆大欢喜。唯独对于国内家境一般的学子来说,他们所拥有的机会越来越少。

作为社科研究者,Z君和我都深知,这其实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只不过我们来自一个曾经“均贫”的社会,很容易就会忘记了这一点。我在M城跟当地长大的本科生闲聊,他们说身边穷人家庭出身的孩子,最后能考上我们这所公立大学的也寥寥无几。即使在国内,精英家庭的子弟,跟我们这些普通人之间的差距也越拉越大。相比于很多同学和朋友,Z君跟我都已经足够的幸运。

对我来说,生活的转折点发生在一次跟Y师兄不经意的聊天中。Y师兄跟我系出北大同门,在美东读政治学博士。微信上偶尔聊起近况,他突然冒出来一句:“你要不要申请政治学看看?”我虽然一直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交叉领域兴趣浓厚,却从未想过真的以政治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毕竟经济学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影响力更大,毕业之后的出路也更好。人一旦习惯了这种“特权”地位,就很难再去考虑转行的可能性。但Y师兄的话还是很让我心动,他说政治学在研究水平上确实还不及经济学,但这也意味着更大的发挥空间,更容易去做自己想做的研究。

在Y师兄的引荐下,我加入了本校政治系S教授主持的读书小组。S教授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俄罗斯人,专攻博弈论和东欧政治。可能是因为祖国的政治制度比较接近的缘故,我跟他有不少共同语言,相处得十分愉快。这促使我最终下定决心,转去政治系,S教授也很爽快地答应帮我写一封推荐信。北大的导师们听说了我的意向之后,也都表示支持我的决定。第二年的三月份,我收到了纽约大学政治系发来的offer。Z君那边也传来好消息,她被西海岸一所著名公校的传播学项目录取了。暑假里我们在香港和北京各见了一次面,相约到美国之后也要经常往来。

二、天南地北双飞客

我八月底重回美国,Z君在之后不久也抵达了西岸。纽约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资金较为充裕,对博士生没有教课的要求,这使我可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学业 之中。可是Z君的生活却并不顺心。跟我在M城时的情况一样,她所在的公校也极为重视本科生教学,博士生一上来就要带课。而且跟经济学不同,传播学的作业和考试基本没有客观题,而是以主观论述为主;其结果就是,Z君每周都要批改上百份两三页纸的英文小论文,还要按照教授的要求,把学生的语法错误一一挑出。对于母语非英语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个极大的负担。

更糟的是,由于所在院系财政状况紧张,Z君的工资收入比我在M城的时候只少不多,而西海岸的物价水平却又远超中西部。为了省钱,Z君跟二十几个房客挤在学校边上一幢老式木结构house里,常常睡到半夜就被上下楼的脚步声惊醒,第二天又要应付如山的论文和作业。Z君每每在微信上跟我抱怨当下的处境,都让我感同身受,心酸不已。于是趁着一个短假期,我依约飞往西岸看望Z君。或是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从西海岸回来不久,我和Z君就正式开始了交往。

两地相隔,自有种种不便之处,更何况东西两岸还有三小时的时差。我清晨顶风冒雪走向校园时,Z君犹自熟睡未醒;而当她批改作业到深夜想找个人说说话,我却早已酣然入梦。那段日子,Z君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又不在身边,光说要帮忙有什么用呢?”纵然手机不离身侧,纵然一有空就飞越整片北美大陆,人与人的情感,在时间和空间的鸿沟面前,还是显得如此脆弱而无用。

学期将尽,Z君受到了另一次打击。她理想中的导师告诉她,这是他在这所学校的最后一年,接下来将会远赴英国任教。别无他法,Z君不得不像我和可成君一样,踏上了转学的道路。可是能转去哪里呢?可成所在的宾大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传播学在北美本就是小众学科,很多大学甚至根本没有相应的院系。而仅有的几个传播学系,又大多着眼于典型的美式课题,跟Z君的兴趣相差甚远。“就不能找一个有钱点的系,你自己做自己的研究吗?”我反复这样问她。“如果这样的话,我一开始为什么要来美国呢?”她的答案亦从未改变。有几次,我也被她这种固执的理想主义搞得非常恼火,但转念一想,这不正是Z身上最吸引我的特质吗?

于是,Z君毅然决然地只申请了宾大一所学校。为了增加成功的概率,我们在寒假里还专程去了一趟费城,拜访了宾大的几位学者。Z君跟他们相谈甚欢,回来之后我们都感觉宾大颇有希望。然而一个多月之后,一封拒信将我们的美梦砸得粉碎。新学期里,Z还被系里分配去教本科生的公共演讲课,每周要给四十几个学生的演讲打分,经常忙得连饭都吃不上。学业和工作的负担,折腾得她身体越来越差。Z君有好几次在视频里跟我说,索性不读这个博士,退学回香港找工作算了。可找工作哪里那么容易?再说长距离恋爱有多么艰辛,我们也都心知肚明。

商量了几次之后,我们一致认为,找个硕士项目过渡一年,或许是当下最好的选择,她的家人也赞同我们的看法。所幸纽约大学社会学系的申请还未截止,Z的研究跟社会学也颇多共通之处。交完材料,我们忐忑不安地等待了一个多月,总算接到了纽大的录取通知。虽然前途仍然晦暗不清,还要靠家人支付一笔高昂的学费,但至少可以在同一座城市互相扶持,总让人稍感宽慰。

三、纽约,纽约

对于她的新学校,Z君的第一印象并不很好。因为要照顾半工半读的美国学生,大部分课程都被安排在傍晚之后,每天回家都要到九点甚至更晚。同时因为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老师上课只能从最基础的知识讲起,大部分内容Z在香港就已熟知,布置的作业却又不能不做。系里对于硕士生的学术培养,也不像博士生那么重视。给Z安排的导师,一直到学期结束也没能跟她见上一面。跟她研究领域相关的几位教授,又偏偏不是休假就是不开课,连个面谈的机会也约不到。

按照纽大社会学系的培养计划,硕士生应该是第一年先修完课程,第二年再着手申请。但Z不愿再浪费时间,甫到纽约就着手准备各种材料,还抽空重考了一次托福和GRE。因为传播学的选择太少,Z君想以社会学作为主申方向。可是社会学跟经济学一样,都是很看重本科背景的学科(相对而言,政治学就更兼容并包一些)。我们翻看了北美各大高校社会学在读博士的简历,发现鲜有跨专业申请成功的例子,仅有的几例也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尽管政见团队内部的社会学博士都觉得,以学识而论,Z君完全有资格去一个顶尖社会学项目,但申请与其说是一个匹配(matching)过程,更不如说是一个设计最优说服(persuasion)策略的博弈。本身的实力固然重要,更要紧的是如何让招生委员会从你发送的信号中,准确地推断出你的真实水平。在各种信号中,推荐信包含的噪音无疑最小,因而分量也是最重。

随着截止日一天天迫近,我们肩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Z君在西海岸的老师同意帮她写推荐信,纽大的项目负责人和她在香港的导师们也愿意帮忙,然而,他们在社会学界的影响力毕竟有限。Z在纽大第一学期上的都是研究方法课,虽然表现优异,却无法让任课老师从中了解到她的社会学理论功底,而这又是她的申请材料中最为薄弱的一环。临近期末,各种论文和作业的deadline弄得我们焦头烂额,Z从家里带来的生活费也几近花光,推荐信的事却始终没有半点眉目。眼看着Z一天比一天更加焦虑,我也变得愈发沮丧。原本我们还计划,万一申请不顺利,Z至少能凭着纽大的硕士学位先找份工作,可川普的当选,让这份希望也变得渺茫。那一阵我时常觉得,过去的一年多里,我们就像两个溺水的人,不断挣扎着想透一口气,可是却一次比一次陷得更深。

有一天买菜回去的路上,我们无意间聊到她同学找工作的情况。Z说,现在看来,很不理想,一个社科类的硕士,跟数据科学、金融工程之类的毕业生比,在职场上没有半点优势。“那你准备怎么办呢?”我问。Z苦笑一下:“不行也只有回香港了吧。”一刹那间,我感觉身遭的空气似乎凝固了: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为什么还是逃不开这样的结局?接下来,我们都没有再说话。回到住处,Z突然痛哭失声:“我要是留在香港,现在博士都毕业了!这么一年年的折腾,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我也再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只能把她抱在怀里,任泪水喷薄而出。

眼泪什么也改变不了。背景不如人家, 就只能在其他方面多下功夫。那段日子,Z每天都在比较各个项目的优劣:要做几年助教?对中国人是否友好?有几个适合的老师?他们有多大可能被挖走?她还给好几位研究方向相近的教授发去了自己的简历和论文。当然,这样做通常没什么用处。仅靠一封邮件,怎么可能让教授对你另眼相看?就算教授觉得你有学术潜力,他/她当年要是不在招生委员会里,还是爱莫能助。但事已至此,也只有四处去碰碰运气了。没想到的是,在费城有过一面之缘的某位教授竟然回复了Z,还主动提出为她写一封宾大社会学系的推荐信。这个消息让我们欣喜万分,因为这位教授在社会学界算是颇有声望的人物。不过,常春藤大学的竞争太过激烈,我们当时并没抱多大指望。

递交完最后一份申请之后,我跟Z都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无论如何,我们都已经尽力而为,余下的就交由命运裁决吧。但这一次,Z好像终于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寒假结束不久,中部一所私立大学就给她发来了面试通知。面试Z的两位教授对她印象极佳,很快就拍板决定录取。虽然只是个排名一般的系,但对于备受煎熬的我们来说,已然是个极大的安慰。没想到,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二月中旬的一天,宾大那位教授突然又发来邮件,说很有可能可以帮Z争取到一个offer。我们原本还将信将疑,谁知当天傍晚就收到了宾大的录取通知,欢迎Z君加入他们的社会学博士项目,并许诺了丰厚的奖学金待遇。那天晚饭,我们跑去家附近最好的一家餐厅,难得地开了一瓶红酒。上一次喝醉是什么时候?说真的,我自己都不太记得了。沉溺醉乡,是艰难跋涉的旅人不配享有的奢侈。

“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后来问Z。“可能就是之前太背了,这次转运了吧。”她想了想说。按照时下流行的励志鸡汤套路,Z的经历应该被包装成一个女主人公高考失利之后,从未放弃梦想,一步一步努力攀登,从香港到常青藤,终于取得成功的逆袭故事。然而我们都清楚,现实并不是这样。万一没有遇到热心帮忙的教授们呢?万一Z的家境不足以让她支付纽大一年的学费呢?万一她的父母觉得念博士没太大用处呢?万一纽大的硕士项目在我们准备申请之前就截止了呢?Z曾跟我说过,她当年其实申到了香港科技大学的社会科学硕士,只是通知来得太晚,她得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接受了另一家的offer。如果那封邮件早几天发出,之后的剧情,会不会全然不同?

因此,对于最后的结果,我们的感恩之情远大于得意。Y师兄,S教授和那位宾大教授,Z在纽约大学的老师和助教们,政见团队里为Z答疑解惑、修改PS的R博士,以及我们背后默默付出的家人,少了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这个故事可能都会有一个迥异的结局。我们见过许多比我们更聪明、更勤奋的年轻人,由于家庭背景、专业出身、甚或种种偶然因素的限制,而不得不停下追逐梦想的脚步。所以,这个故事的主旨并不是说,坚持下去,梦想就会实现,而是梦想的代价往往十分昂贵;成功与否,大部分时候并不在你的掌控之中。作为社科学者,这段经历时时提醒着我们,这个社会上还有那么多或明或暗的桎梏,阻碍着人们通过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藉由Z的故事,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一事实,并试图做出改变。是为记。

2017.2.23 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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