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巴做田野调查,我学到了什么?

陈禹 / 政见特约作者

我去过两次古巴。第一次是 2006-2007 年,作为交换生在哈瓦那大学学习了八个月;当时,劳尔-卡斯特罗刚接替菲德尔-卡斯特罗成为古巴党和政府的一把手。第二次是 2010 年底,为了写硕士毕业论文在古巴做田野调查,主题是哈瓦那的个体经济经营者从公有部门进入私营经济部门的经历。

在哈瓦那近两个月的田野调查中,我做了 15 个深度访谈,采访了出租车司机、人力车夫、街头小贩、各类旅游业从业者、学者、政府官员等人群,并在一家家庭餐馆打下手做参与式观察,以了解个体经济从业者的经历。

古巴的“个体户”

在古巴,公有制经济以外的 “第二经济” (例如黑市或以物易物) 其实一直都存在。1993 年,古巴政府开放部分行业允许私人参与。此后,私营部门逐步扩大。2010 年前后开始的新一轮经济放开,和古巴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以及劳尔-卡斯特罗政府相对实用主义的立场有关。

2013 年的一份政府文件,列举了 170 多类允许私人参与的经济活动,涉及餐饮业、小手工业、零售业、维修、房屋租赁和中介、护理、文化娱乐等行业。

2012 年人口普查显示,当年全国有个体户 37.46 万,占就业人口的 7.7%。

2014 年,全国有 48.34 万个体户,占就业人口的 9.7%;其中哈瓦那有 13.67 万,占就业人口的 13.6%。不过,由于大量从事私营活动的人可能没有执照,这些数据其实低估了个体户和个体经济的规模。即使如此,与 70 年代末古巴 95% 劳动力在公有部门就业的情形相比,个体私营经济的规模显然大大扩张了。

和拉美地区其他国家相比,古巴的个体户受教育水平较高。个体户平均收入高于公有部门职工的工资,且多数没有被排斥在普惠的社会福利体系之外。但同时,他们也不得不面对严厉的政府管制。

个体户不是一个同质化的阶层。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参与到旅游业中,提供面向外国游客的住宿、交通、手工艺品等服务。另一部分针对的则是计划经济在物资供应和服务上的不足,以及当地人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特别是在城市交通、零售业和餐饮等领域。我有次陪一个在校研究生挨家挨户敲门出租盗版 DVD,每张收取 10 比索,一天租出 20 张,入账 200 比索,而 2010 年古巴制造业平均月工资是 433 比索(Anuario Estadístico de Cuba 2010)。

当然,因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政府的执法力度,不应随意夸大这种小生意的盈利前景,但这是日常生活中 “市场” 与 “消费” 对旧体制产生冲击的千千万万的例子中的一个。不难理解,很多人即使不成为全职或注册的个体户,也会从事一些私营活动补贴自己的收入。用当地常用的一句玩笑话说,“我们古巴人是靠发明创造过日子 (Los cubanos vivimos inventando)”。

从事旅游业的个体户有更多机会获得外汇,但他们的税负也更重,且经营状况更易受季节性因素和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即使同一领域的个体户,因其经营是否合法,获得收入的方式和风险也不同。例如,古巴人称呼街头那些主动和外国游客搭讪,提供各类服务 (常常是非法的)、信息,并收取报酬的掮客为 jinetero——作为旅游业的底层参与者,他们时常面临警察的盘查和驱逐,每日的生存面临很高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尽管他们的收入可能仍高于公有部门支付给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 在田野调查中,我的访谈对象这样评价那些游走在法律边缘的 “个体户”:

“他们这些掮客能干得很。他们对周围这些街区的情况了如指掌,知道哪些地方有民宿,条件如何,收费如何。他们会带客人来,这点很好。但他们也跟我们要钱,有时要我们从客人每天的房钱里抽 5 个可兑换比索【注】给他们。要知道我一天才收客人 20 个可兑换比索。你要不给他们,他们以后就会到处乱讲,什么这家店很差啦,不要去住啦。我是怕了这些人。有时候客人讲好要来住,结果路上遇到这些能说会道的掮客或者出租车司机,说自己认识更好更便宜的住处,就把我的客人带走了。”

“有规定要我们登记每一个和外国游客一起来的古巴人,然后把他们的名字交给政府。警察很聪明,他们把辖区里所有民宿的古巴访客名单放在一起,如果发现哪个女人的名字今天出现在这个客栈,明天出现在那个客栈,就会怀疑她是妓女。不过,只要这些女孩子不惹麻烦,我们一般不登记她们。我们也晓得现在情势艰难,生存不易,干嘛要为难她们?我一般就是提醒下外国游客自己小心注意。”

说这话的是一位民宿主人。他之前在一家国有文化单位工作,怀念经济危机前清贫但平静的生活。他经营民宿是为了生存,但也希望有一天可以攒够钱开办自己的音乐工作室。

此外,尽管规模有限,哈瓦那的个体户中有一些是因家乡经济状况太差,所以从外省前来首都寻找收入机会的移民。他们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谋生 (例如,哈瓦那人力三轮车夫有不少来自这一人群),其中一部分在哈瓦那市郊搭建起临时住所,形成新的棚户区。

当政府遇到个体户

政府对待个体经济的态度是暧昧的。

一方面,政府认可个体经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就业问题、增加财政收入、弥补公有制经济的低效和赤字 (特别是旅游、交通和零售等领域)。但另一方面,私营部门的扩张对古巴政府的治理提出了不少挑战。政府担忧,个体经济会使供给制和计划经济的秩序受到影响、损害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力。

由于部门间收入的巨大差距,旅游业这样能获得外汇的个体经济领域,成为职业声望最高的部门,使得公有制主导的重要领域 (特别是教育和医疗) 出现人才流失。同时,古巴革命致力消除的不平等,也随着个体经济的崛起而重新加剧。古巴经济学家 Mesa-Lago 在 2002 年观察到,在各种制度和结构性的限制下,古巴白人拥有侨汇来源的比例高于非裔古巴人;因为个体经营通常需要经营场所和启动资金,所以拥有经济资源更多的白人在个体经营上有一定优势,这使得基于种族的不平等重新抬头。

这种情况下,政府优先考虑的,是维护公有制经济的正常运转、维护社会平等和稳定,而不是非公有部门的经济绩效。在劳动力雇佣、物资供应、经营场所等方面,政府对个体经济设置了大量制度性的限制,并课以重税。

政府针对私营部门的政策,也时常出现反复,并用频繁的执法行动加以严厉管制。比如,直到 2010 年底,古巴政府不允许个体业主雇佣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员、规定只能使用自己的住房作为个体经营场所、甚至明确限制个体饭店的桌子数量 (上述限制此后已逐步取消)。这种情况下,尽管个体户的收入可能有限地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几乎无法扩大经营规模。一位访谈对象说到:

“你去看看允许个体经营的部门的目录。这个太扯了。谁会去为帮人看孩子专门申请个执照?谁会去申请这些「执照」?不管你赚不赚钱都得交税。我家里要是有什么坏了,我找个人来修修然后给点钱好了。谁会管他是不是有执照的个体户还收了我的钱?我敢说这个所谓的改革就是政府搞出来平息外界政治压力的。”

说这话的也是一位民宿主人,对政府持批评态度。他曾因父辈是西班牙人而拿到了西班牙护照,去西班牙闯荡了一阵但一无所获,只好回到古巴。他最大的愿望,是让自己的子女也有机会 “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沉重的税负,是个体户们面临的另一个大难题。2010 年底,政府对哈瓦那某区面向外国游客的民宿征收每月每个房间 230 可兑换比索的税。该区旅游业较发达,民宿每间房每天的价格大多在 20 到 35 可兑换比索上下。也就是说,每个月至少要将每间房出租 7 到 12 天,才能完成税收任务,而淡季时,可能连税收任务都完不成。

在当时,包括民宿在内的古巴普通家庭很难上网,除非每月给国营旅行社一定费用刊登广告,否则一般只能靠自己的人际关系推广。民宿即使完成了税收任务,剩下的利润最多也只是让手头宽裕一些,无法真正致富。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确定性,常常使民宿主人陷入焦虑,或者冒着被发现的风险无照经营,以此逃避税负。一个无照经营的民宿主人说:

“做这个地下生意 (民宿) 太困难了……我总是面临这样的烦恼:我希望有更多的客人来住,又怕客人是美国人或者以色列人。谁晓得政府有没有跟踪他们,然后发现我这个地方没有执照?客人住进来了我也提心吊胆。要是他们在外面被偷了,或者发生点其他什么事报警了,警察肯定要问他们住哪,我又会被发现。要是客人不自觉,比如搞个吵死人的派对,弄得邻居们不开心,邻居们会不会举报我?我两边都不能得罪,都得讨好。前段时间我这里住了个来自 XXXX 的客人。这个 XX 实在是没有教养,他儿子也是惯得不像话。有天这孩子把阳台的窗户打破了。我又没钱修,就叫他们赔。他不答应,我们大吵了一架。后来他对我大叫 ‘我晓得你这个生意没有执照,回头我就去举报你’。当时外面很多人都听到我们的争吵。我能怎么办?我只好随他去。”

这位民宿主人,之前在一家国营公司从事装修,一年前开始经营民宿。因为自己 “社交网络太窄”,民宿总是惨淡经营,凑不够申请执照的钱,更担心有了执照后也交不起税。然而,没有营业执照,民宿又很难公开招揽顾客。

“终于等到我的劳动被国家承认了”

九十年代,官方媒体常指责个体户投机倒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有很多个体户被罚没财产的例子。在与政府管制和沉重税负周旋的过程中,很多个体户有着 “受害者” 的体验和记忆。

我打下手的这家饭店,位于哈瓦那比较破败的地段。因周边基本没有旅游业,主要服务当地居民。饭店就是老板家的客厅:两张桌子,八张椅子,窗户上挂着当日菜单和价目表,遇到检查就摘下。老板一直是革命的拥护者,退休以后经营饭店为补贴家用,又因为无法负担税负和执照费用,只能冒用另一个税负较低的项目的执照应付检查。因为老板与邻居和执法者的关系不错,饭店得以勉强维持。不过,老板每天都在焦虑两件事:如何获得食材和防盗 。

2010 年 12 月底的一天晚上,我和饭店老板一起收看劳尔-卡斯特罗的电视讲话。这次讲话中,劳尔公布了为次年四月份古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准备的社会经济政策纲领,并号召全社会进行广泛讨论。劳尔提到,要尊重个体劳动者的劳动、将其当做革命的一部分。听到这里,老板瞬间热泪盈眶,因为 “终于等到我的劳动被国家承认了”。

我在田野调查中看到,面对严厉、摇摆不定且无孔不入的政府管制,面对短缺的物资供应、不断增长的竞争、以及不确定的全球经济形势,个体户们通常的应对方式包括延长工时、对政府隐蔽部分或全部生意、以及扩展自己的社会网络。

例如,因为不存在批发市场,个体户为获得经营需要的物资,一般需要排长队、辗转不同供应部门,或者诉诸黑市或关系。在技术使用 (如互联网) 和劳动力雇佣被严格限制的情况下,人人都有的资源也就只剩下汗水和奔波了。
不过,严厉的政府管制有时候也难以实施,要么是因为其自身逻辑充满矛盾,要么是因为基层执法人员的选择性执法。在个体户们巧妙的 “躲藏” 或与基层执法者的共谋 (“关系” 和 “贿赂”) 中,看似无孔不入的政府管制被这种消极而无声的抵抗化解了一部分。国家和个体户们之间,也形成了一道充满变数、张力和妥协的边界。

总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个体经营成为古巴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经营和公有制经济并不是互相隔绝的两个部门,而是紧密联系,尽管这种关系是高度不平衡的。个体部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有制部门的严重危机,成为公有制重要的补充。但是,个体部门的地位仍非常脆弱,在物资、信息和关系网等方面,仍保持着对公有制经济的高度依附。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古巴革命

实地田野调查的经历让我意识到:对古巴革命的理解,不能离开对古巴历史和拉美历史的把握,也不能离开对古巴民众日常生活和古巴社会日益多元的价值观的了解。

革命前夕的古巴,很多社会和经济发展指标居于拉美的前列,甚至今天哈瓦那的很多标志性建筑还是革命前的作品。然而,表面繁荣之下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与很多单一种植业的拉丁美洲国家相似,革命前的古巴经济高度依赖蔗糖出口,世界蔗糖市场价格的波动对古巴经济和就业影响巨大,并造成严重的季节性失业和贫困问题、巨大的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动荡。1953 年政变上台的巴蒂斯塔建立了残酷的独裁统治。同时,美国资本 (如联合果品公司) 在古巴拥有大片土地,牢牢控制了古巴的经济命脉并享有各种特权,且因反共需要积极支持独裁政权。这些因素,都激起了古巴民众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

古巴革命起初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1961 年古巴革命转向社会主义,是国内改革中的各种矛盾和国际政治相互作用的结果。此后,古巴采用计划经济模式,逐渐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

随着 1972 年古巴加入经互会,得益于稳定的蔗糖出口市场和苏联提供的大量廉价原油,古巴经济经历了一轮快速增长 (1971-1985),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工业化。革命同时带来了一套比较先进和人性化的免费教育和医疗体系——这在社会排斥和贫富分化极为尖锐的拉美地区格外引人瞩目。古巴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着重于社会正义和 “人” 的健全发展,极大地激发了拉美左翼对社会变革的热情和想象力。

和其他社会主义政权相比,古巴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相对开放,革命领导人也试图使革命保持最初的生命力。但官僚化、特权化和言论管制等倾向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现。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前期,古巴在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加深了对经互会体系的依附。八十年代,古巴一度引入了若干市场化的措施 (特别是在农业领域),但这些措施很快就因为对既有社会经济秩序挑战太大,在 1986 年的 “纠偏运动” 中被废弃。

八十年代后期,古巴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日益暴露,增长陷入停滞。再之后,苏联解体使得古巴失去了最为重要的能源来源和贸易市场,引发了一次深重的经济危机(官方称为“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1990 年到 1993 年,古巴的 GDP 下降了 30% 左右。差不多到 2005 年,古巴的人均 GDP 才恢复到 1985 年的水平。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对古巴经济加紧封锁,严重阻碍了古巴经济的恢复。

从九十年代开始, 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新的经济政策来应对危机,例如重新发展国际旅游业、吸引侨汇、有限度地对外资开放、在一些部门允许个体经济等等。古巴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好转,同时也不得不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这一经济改革过程是非常谨慎和摇摆的。直到最近,官方对改革措施的定位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 “更新”(Actualización),对市场经济的理念并不信任。政府更关心的仍是政治和社会稳定,也依然将政权合法性建立在普惠的社会政策和革命意识形态上。因此,从 “转型”、“市场化”、“改革开放” 等视角来理解九十年代以来古巴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是有局限性的。

出生在九十年代经济危机之后的古巴年轻一代,并未亲身感受过革命前后社会氛围的巨大对比,也没经历过相对宽裕、平等和封闭的七八十年代。同时,美剧和外国游客的涌入,尤其是消费主义的兴起,对这一代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另外,长期的物资匮乏动摇了支撑社会政策的物质基础。这些因素,都给古巴共产党未来的执政带来了巨大挑战。

十年前,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通过政权平稳过渡而退居二线,他的去世更多的只是一个符号。学界对下面两个问题的探讨仍有待加深:一是,古巴是否有明确的发展模式?或者,古巴模式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二是,古巴政府和社会如何回应有限的经济改革造成的新的社会矛盾和诉求?古巴经济模式的一些市场化元素、美古关系的改善,并没有完全回答上面两个问题。简单粗暴的市场-国家两分法、历史终结论的假设、或以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衡量甚至轻视他国的经验,对理解古巴现行政治经济体制并没有益处。

【注】:古巴从 1994 年起实行货币双轨制(古巴比索和可兑换比索)。2010 年,1 可兑换比索相当于 24 古巴比索。可兑换比索作为外汇券,用以回笼侨汇,基本以 1:1 的汇率盯住美元。街头上有不少以可兑换比索标价的小型超市,物资供应相对充足,但也更昂贵。2014 年,哈瓦那制造业行业的月均工资是 617.7 古巴比索(约 25 可兑换比索)。一些效益好的单位或企业除了用古巴比索发工资外,也会发一定数量可兑换比索的奖金。

(作者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社会学系博士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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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hen, Yu. 2011. “Rethinking Informality in Time of Change and Crisis: Self-Employment and Petty Entrepreneurship in Havana”. Master thesis, Teresa Lozano Long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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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esa-Lago, Carmelo. 2002. “Grow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isparities in Cuba: Impact andRecommendations for Change”. Cuba Transition Project, Institute of Cuban and Cuban-Ame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ami.
  • Pérez-Lopez, Jorge F. 1995. Cuba’s Second Economy, from Behind the Scenes to Center Stage. Transactions Publishers.

推荐阅读

  • Campbell, Al (ed). 2013. Cuban Economists on the Cuban Economy.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 Cluster, Dick and Rafael Hernández. 2006. The History of Havana. Palgrave Macmillan.
  • Domínguez, Jorge et al. 2012. Cuba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olicy Reforms and Challenges in the 21st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David Rockefeller Center f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
  • Pérez, Louis A. 2003. Cub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ies of Singular Intimacy. Third Editi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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