裙带资本主义:一切都是体制问题

政见特约作者:蒋济泽

买官卖官现象为什么会泛滥?国有资产为什么会被侵吞?地方官员为什么会与商人合谋?执法机关为什么会保护地方黑势力?

克莱蒙特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在最新出版的专著《中国的裙带资本主义》中回答:一个无法约束绝对权力的体制,无法根治绝对腐败。

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这个概念,描述了资本家和政客之间的“共谋”(collusion)。他们通过“共谋”,交换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与基于市场竞争的自由资本主义(Liberal Capitalism)不同,裙带资本主义中的企业必须依靠政府官员的权力才能得到利润和特权。

在处于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国家中,裙带资本主义表现为对“名义上国有资产”的侵吞。这种情况在苏联、东欧和中国都有出现。但是中国与苏东国家的裙带资本主义有几点不一样。在苏东国家,侵吞国有资产是在政治转型期间,利用法律和国家管理真空的趁火打劫,有集中化(centralized)和一次性等特点。而在中国,侵吞国有资产的原因来自于政府的改革政策,是去中心化和持续的。

裴敏欣认为,导致裙带资本主义在中国泛滥的主要根源有两个:一是渐进而不完整的产权改革,二是去中心化的管理权力分配。

产权改革

中国的产权改革分离了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和实际控制权,却没有清晰定义国有资产所有权的实质。名义上,国有资产属于国家(state),但实际控制权却在党的手里。这造成了经济学意义上经典的“委托-代理”难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不完整的产权改革导致了党与国家、党与自己代理人之间的双重冲突。国家的目标在于保护国有资产的经济价值,而党的目标于维护自己对国家的控制;党希望维持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而实际控制国有资产的党员可能希望谋取个人经济利益。

此外,产权改革也没有清晰定义私人能以什么方式使用国家财产。这促成裙带网络的建立。以土地产权为例,国家只拥有名义上的所有权,而实际控制权会引来各方的竞争:居民认为自己拥有居住权,农民认为自己有承包权,于是成为钉子户;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认为土地是自己在管,土地控制权变更的时候,自己必须要捞一杯羹;私营企业主需要土地,但他们没有政治权力,这驱使他们向当权者行贿以打败竞争对手;甚至黑帮也会发挥自己擅长暴力和恐吓的“特长”,为土地控制权的竞争做些微小的工作,以获得回报。这种竞争促使各路人马开展“共谋”(collusion):为获得土地,企业主必须要与官员和黑帮共谋,黑白通吃,相互配合。而为了打通各个权力和制度关节,官员与官员之间也要共谋,以免自己的如意算盘被同事打翻。于是,一个个根深叶茂的裙带网络,就基于“共谋”建立了。

分权改革

裙带网络本身不够导致裙带资本主义。官员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力是另一个前提。而中国行政上的分权改革给了官员们拥有较大权力的机会。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官员,尤其是一把手的党委书记,获得了诸如立法执法、财政管理、投资批复、国有资产管理等权力,让他们成为企业主行贿的首要目标。尤其关键的,是他们拥有了人事权,能提拔自己的下属,让自己的裙带网络结合得更加紧密。

而中国封闭的官员晋升系统,让一定级别的官员身不由己——要不就加入某裙带网络,闷声发大财,有麻烦找大哥;要不就被踢出官场,失去自己的事业。因为退出官场代价太大,官员一般会迫加入裙带网络。在这个过程中,官员还会利用私人关系巩固裙带网络:比如拉拢老乡、校友、前同事或者党校培训同学联系感情,或者用独特的方式掌握对方的污点—将各自的情妇带出来一起吃饭,一起赌博,一起嫖娼,建立“牢不可破的友谊”。裴敏欣所采用的所有经验材料来自于260个公开报道的腐败案例。在书中的主要部分,裴敏欣探讨了裙带资本主义最容易出现的三个地方——土地权、采矿权和国有企业产权。他也分述了官员与官员、官员与商人、国有企业、以及执法机关与黑势力之间的共谋行为。

裙带资本主义的后果是制度的衰败(institutional decay),裙带网络入侵国家的各个方面——除了普通行政部门,安全部门、司法部门、军队和监督部门(纪委)也未能幸免;官员失去品德和忠诚,将私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裴敏欣认为,当今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虽然能破坏现有的裙带网络,却无法根除产生裙带关系的土壤:威权体制。掌握实权的政治精英,在没有权力约束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抵御掠夺财富的诱惑。因此,中国以威权模式进行经济改革,是裙带资本主义泛滥的根源。

裴敏欣不认为经济改革,或者是市场化本身是导致裙带资本主义的因素。因为几乎与中国同时起步改革的波兰、捷克、匈牙利以及波罗的海三国,在经历迅速的民主化和民主巩固之后,基本遏制了统治精英大规模的掠夺行为。

裴敏欣的理论继承了诺斯(North)、奥尔森(Olson)和阿西莫格鲁/罗宾逊的制度经济学观点,认为民主制度能充分保护产权,而产权保护能促进经济发展,因此经济发展最终要依靠民主制度。他认为,自己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威权制度之下政治精英掠夺经济发展成果的机制。

研究者描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裙带资本主义现象。但裙带资本主义并非中国独有。虽然裴敏欣是中国政治研究学者中著名的悲观主义者,但他的理论,对于观察刚刚展开的监察体制改革有一定启示作用。监察体制与产权改革无关,不能解决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所带来的腐败诱惑,但却有可能通过集中监察权力,让基层官员不再肆无忌惮地建立裙带网络。不过,监察能起效果的前提是监察机构本身不被裙带网络腐蚀。而且,监察体制的集权也有可能带来其他负面效果。比如说,有一派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分权改革制造的,给予地方政府足够的竞争激励。监察体制既然限制了分权,也会降低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影响经济发展。当然,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参考文献

  • Pei, M. (2016). China’s crony capitalism: The dynamics of regime deca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其他相关理论文献

  • Acemoglu, D., & Robinson, J. (2013).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Reprint edition).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 Olson, M. (1993).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3), 567-57.
  • North, D. C. (1991).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Qian, Y., & Weingast, B. R. (1997).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4), 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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