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对日本战犯宽大处理?

1956年7月1日至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28名日本战犯。 新华网 图

1945年,放下武器后的侵华日军惴惴不安。中国人是否会趁机复仇?自己又能否活着回到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千上万的日军终于登上了东归的轮船。然而另一批人则以战犯的身份,继续忐忑地等待战胜国的裁决。

在这些战犯当中,有些接受了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有些接受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审判,还有一些在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管下滞留了10年,才等到关于自己命运的“下文”。

同时参与了抗日战争的国共双方,审判日本战犯方式、风格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判决的结果都和当时的政治需要有关。

国民政府的审判

国民政府对战犯的审判可以说是国际潮流的一部分,人员构成和审判方法也颇为“洋气”。

其实,早在战争结束的前几年,盟国就已经开始在伦敦讨论审判战犯的问题。因此,欧洲的战事结束后不久, 纽伦堡审判就拉开序幕了。虽然东方的战事结束得略晚,但胜利者依然迅速在东京组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东京审判同时进行的,还有国民政府在中国国内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国内外的审判都有联合国的参与,而且中国的法务工作者中不乏欧美归来的法学菁英。

东京审判是由多国法官共同完成的。在此期间,不但战犯自己拒不认罪,而且英、美、法、苏和中国等国家的法官也时常互搏,致使审判的结果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来自中国的梅汝璈法官虽然强烈呼吁对战犯处以极刑,但因为意见“寡不敌众”而未能完全如愿。与此同时,国内的审判也跌宕起伏。虽然有一批战犯在审判后被处决,但还是发生了类似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被无罪释放的反常之事。

据说,这是委员长的意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战犯的审判过程也充满着“意外”。

首先是战犯的来源。1950年,苏联忽然宣布要移交数百名日本战俘给中国政府处理,而没有资料显示苏方给中方充分的时间考虑和准备。中方只好在匆忙中确定战犯管理所的位置和人员搭配。

其次是战犯的待遇。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导下,战犯吃的是大米、白面,而且根据过去的级别分别享受大、中、小灶待遇,可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吃的则是粗粮。给在押的将校级战犯和中国干部旗鼓相当的待遇,这在曾接受过抗日战争洗礼的工作人员中制造了极大的抵触情绪。

再次是审判的时间。与国民政府即刻展开罪证收集不同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暇考虑审判和定罪。反之,管理所在高层的授意下努力对战犯进行革命教育,促其主动悔过。真正意义上的罪证搜集和侦讯始于1950年代中期。

比审判时间更有趣的是战犯的思想改造。在政府的带领下,战犯走出了高墙,来到社会上参观。有些日本战犯原以为没有日本人的指导,中国工人只会退化为种高粱的农民。可是钢铁厂新灿灿的高炉改变了一些人的看法。有些战犯对意识形态的灌输并不感冒,可是被上年纪的农村大娘问“为什么来中国杀人”时,又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泪如决堤。

最后是审判的结果。面对基层要严惩战犯的呼声,周恩来总理确定的审判方针是无一死刑,无一无期徒刑,而且免予起诉绝大多数战犯。结果,上千人的战犯中,只有40多位受到了8到20年的徒刑,而服刑的时间还要由战犯被俘时的1940年代算起。法庭的气氛也和东京审判时大相径庭:经历了思想改造的战犯们不但主动认罪,还有要求死刑的。这让外国记者目瞪口呆。

为何宽大处理?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对战犯进行了宽大处理?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是外交的策略。

1950年后,日本政治逐步走出了美军占领的禁锢,而且政要们立志要找回还散落在海外的日本军人。此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恰好希望拉近日本,使其背离美国。宽大处理既体现了中国人的胸怀,又向日本展示了善意。

饱受侵略之苦的中国民众会满意吗?习惯了媒体对日本战争罪行严词批判的中国民众会满意吗?要知道,就在不久前的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媒体还大规模抗议美军庇护东京审判的日本战犯,指责日本和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更何况,许多战犯的受害人是和八路军相濡以沫的北方村民。

为了给中日关系的转折和战犯审判做铺垫,中日双方进行了几个月的文化交流。日本的歌舞伎代表团在媒体的称颂下成功访问了中国。在总理的邀请下,曾拒绝为日本人登台的梅兰芳率团回访日本,并大获好评。一时间,中日之间的使团和通信你来我往。即使在审判开始后,媒体并未报道法庭对日军种种罪行的论述,只是在宣判时将审判结果和梅兰芳在日本受到的礼遇放在同一版面刊出。

至此,中国政府对日军战争罪行的追究暂告一段落。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在1950年代中期回到了本土,而继续服刑的人员也在此后的十年中陆续回家。战犯们不但在法庭上供认不讳,而且归国后无一矢口否定中国法庭的裁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还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充当了中日关系的信使,逢人便说中国的善和自己的恶。为了向前看,两国政府都迫不及待地将战争的责任归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已经或死或判,成了过去式。

只是,那场战争的规模大到难以让人释怀,顺着千丝万缕的线索联系着今天的生活。随着中日两国内部环境的演变,关于那场战争的讨论很早就又回来了,而且依旧横亘在两国关系的中间。

参考文献

  • Cathcart, A., & Nash, P. (2013). War criminals and the road to Sino-Japanese normalization: Zhou Enlai and the Shenyang Trials, 1954–1956.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4(2), 89–111.
  • Jacobs, J. (2011). Preparing the People for Mass Clemency: The 1956 Japanese War Crimes Trials in Shenyang and Taiyuan. The China Quarterly, 205, 152-172.
  • Yang, C. (2016). Ruthless Manipulation or Benevolent Amnesia? The role of the history of the Fifteen-year War in China’s diplomacy towards Japan before the 1982 Textbook Incident. Modern Asian Studies, 50(05), 1705-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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