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力越强,劳工组织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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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贝尔是一个玻利维亚小贩,在当地最大的服装城卖山寨名牌。她拥有行业工会发放的执照,警察每天都经过她的摊位,但无权对她作出任何直接的处罚。

在国境线对面的巴西圣保罗,玩具小贩玛丽安娜就没那么好运了。与受工会保护的伊莎贝尔不同,每天三分之一的时间,她必须不断躲避警察的日常骚扰和突击检查。玛丽安娜不属于任何行业组织,她也认为工会和集体行动都是徒劳无益的。

同样都是下层劳动者,伊莎贝尔与玛丽安娜为何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处境?为什么一些地方的劳动者可以有效组织起来,其他地方的劳动者却一团散沙?

德州奥斯汀分校的博士生Calla Hummel 希望通过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回答这个问题。从2012年起,Calla在玻利维亚和圣保罗陆续呆了14个月之久,开展访谈、发放问卷,甚至还自己当了一段时间的街头小贩,售卖电子产品。

Calla的研究揭示, 国家能力的强弱,是决定劳工自我组织是否发达的重要因素:国家能力越强,劳工组织程度越低。同时,在个体层面,经济状况好、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者,越有可能活跃在公民组织中。

玻利维亚:弱国家,强社会

玻利维亚是典型的弱国家,经济极端贫困、社会严重分化。糟糕的经济影响了公务员待遇:警察的薪水很低,新入职员工的收入只勉强高于最低工资;警察们甚至被要求自己购买枪支。之前经济更差的时候,他们连制服都要自掏腰包。因此,玻利维亚各级政府在没有能力直接推动政策实施的情况下,不得不鼓励劳工自我组织成工会,以此减少管理成本。

越是缺钱的地方,越是依赖于公民社会解决问题。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 (La Paz) 和接壤的奥尔托 (El Alto) 都拥有异常发达的工会组织,但是相较之下,前者财政上更宽裕、政府能力更强,所以更少依靠公民组织来管理社会。

在奥尔托,几乎人人都是工会组织的成员,而在拉巴斯,工会成员只占全部劳工的七成多。政府能力j较弱的奥尔托,拥有全国最大的底层劳工组织。这些组织不仅帮助国家推行政策,甚至会自掏腰包用于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然而,在工会组织内外,财富与阶层的分野依然存在。

拉巴斯的街头商贩来自许多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有的勉强可以温饱,有的却过着中产生活、甚至坐拥几套房子。大部分商贩只上过几年学,但也有少数人拥有法学学位。

Calla对六个街区200多位商贩的随机问卷调查显示,商贩组织中担任领导角色的,一般都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男性。工会领导拥有车和房的几率,是普通商贩的两倍。 有大学学位的人,加入工会的概率是其他人的三倍。

巴西:强国家,弱社会

比起枪都买不起的穷兄弟玻利维亚,巴西是典型的强国家,光每年供养警察部门追缴非法货品的经费就高达数千万美元。面对如此强大的国家机器,公民组织的发展状况就不容乐观了。圣保罗十万名街头商贩中,仅有1-2%的人加入了工会。更有甚者,这些工会简直松散得不成样子:基本没有内部规范、成员经常缺席活动、会议也不定期召开。

然而,尽管圣保罗的街头商贩工会形同虚设,但工会组织内部的阶层差异依然明显——这一点倒是和玻利维亚没有什么区别。有限的几个工会领导,无一不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

历史地看,圣保罗当地的经济波动,也通过改变城市管理方的强制能力,而进一步影响到了公民社会的组织程度。上世纪90年代初,面对下滑的经济和高犯罪率,圣保罗政府增发了街头商贩的执照,希望借此鼓励原子化的劳动者找到基层组织,从而缓解社会矛盾。然而2000年后,随着经济好转,政府管控渗透社会的能力再度加强,于是开始大量取缔已经发放的执照,并雇佣专职警察驱赶没有执照的商贩。

目前,尽管巴西经济已经大不如初,但圣保罗当地政府依然有能力对商贩的自组织严加管控。Calla本人透露,当她和其他无照商贩在当地最大的街市卖东西时,平均每小时需要躲避警察巡逻七次,也就是每8.5分钟一次。去年夏天,她多次目睹军警掏出枪追赶小贩,而自己平日接触的商贩朋友们,不少人身上都留下了警察殴打的伤疤。

一位在圣保罗工作的玻利维亚商贩对Calla坦言:“在拉巴斯,任何组织都可以上街堵塞高速公路…政府给了社会组织太多空间。但是这里呢?任何运动都组织不起来。”

是特例,还是普遍现象?

上述研究发现,只是基于玻利维亚和巴西的个案比较。那么在更大范围内,国家能力和劳工组织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还成立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Calla分析了17个拉美国家从2006到2014年的数据。

碍于数据限制,作者用人均GDP来衡量国家能力的强弱。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人均GDP每提升一个单位,劳动人口的公民参与度平均下降有64%之多。同时, 在国家能力较为薄弱的乡村,劳动者参与公民组织的几率也显著高于城市。

定量回归还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者,参与公民组织的几率越高;而有车一族,也更有可能在公民组织中活跃。这些结论,都和田野调查的发现一致。

为了弥补传统数据分析方法的不足,研究者还使用了机器学习技术,分析结果依然不变:国家能力越强,劳工组织活跃度越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者,越有可能活跃在劳工组织中。

在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公民社会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一研究的焦点完全局限在工会组织,无法囊括公民社会的多样性。工会与行业协会并不代表公民社会的所有有生力量,也不是所有的非政府组织都会严格贯彻国家的政策。独立性更大的公民自组织,并不是国家触角的延伸。

但总的来看,Calla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国家能力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角度。政治学家们普遍认为,较强的国家能力和发达的公民社会,这两者既有利于民主转型的和平过渡,也有利于转型前后的国家建设。然而,政治学者争论不休的是,国家能力和公民社会之间究竟如何互动?是协同并近还是此消彼长?强国家是否有可能推动强社会,还是注定带来弱社会?

Calla所讲的故事,既向我们展示了国家能力和公民社会之间是如何具体互动的,也说明了个体劳动者所掌握的资源如何影响公民组织的建设。 一方面,强国家确实在很多情况下会造成弱社会,而弱国家则可以通过扶植、培育、依赖公民社会,获得稳定的税收、信息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从而提高自己的国家能力。

另一方面,公民组织的发展离不开公民个体——特别是劳工阶级的公民个体——的积极参与。面对同样的国家机器,不同阶级的参与度依然存在天壤之别。那些个体资源丰富的劳工,更善于利用国家政策,来投身公民社会。

Calla的研究,也丰富了城市边缘群体社会运动的图景。之前的城市底层运动研究一般都局限于个案的深描,比如印度非正式劳工的公民权运动,墨西哥街头平民的抗争策略,阿根廷失业者的集体行动。对不同国别劳动者群体的控制比较研究,让我们看到了构建平民抗争连贯论述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 Agarwala, R. (2013). Informal labor, Formal politics, and dignified discontent in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oss, J. (1998). Informal politics: Street vendors and the state in Mexico City .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mmel, C. (2016). Disobedient markets: Street vendors, enforcement, and state intervention in Collective Action.
  • Hummel, C. (2016). Why the working poor organize: A machine learning analysis of civil society, education, and stat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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