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民众抗议活动为何态度暧昧

栾青林 / 政见特约观察员

说到“抗议”,你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国外举着各种标语、占领大街小巷的抗议者们。中国有这样的抗议吗?有的,不过它们很可能被牢牢掌握在政府的“五指山”中。

不压制,也不支持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者指出,中国有一整套引导抗议者、纾解不满的制度设计。抗议活动中,政府的态度十分微妙——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政府既不完全压制、也不完全支持抗议活动。

说“不压制”,是因为通过“支持”民众开展抗议活动,政府可以获取信息、完善治理;而说“不支持”,则是必须防范政治不稳定因素的出现。

从信息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不难理解。一方面,为了从抗议活动中获取地方信息,政府必须做出让步,让民众能够从抗议中得到一些回报;另一方面,必须让民众的抗议行动付出一定代价、甚至面临一定危险,政府才能方便地识别那些最严肃、利益最相关、受到侵害最严重的社会群体,进而获取更重要的信息。

相反,如果完全压制或鼓励所有抗议活动,要么会导致民众完全放弃抗议,要么所有人都进来捣乱,二者都会妨碍政府获取有效信息。

“听话”的抗议者

但是,中国的抗议民众能量有限,甚至可以说很“听话”。研究者总结了中国抗议行动的特点:

1)目标单一。抗议者根本没有调整国家制度的需求,只是为了解决自身生存问题、提高生活质量;
2)组织松散。以工人抗议活动为例,抗议活动往往仅来自一家企业中的员工,抗议目标也仅仅是一个特定工厂的领导或低级别官员,很少能发展成跨地域抗议活动;
3)高度的“规则意识”。中国的抗议活动大多局限在“合法性抗议”的范围内,偶尔伴随违法行为,很少直接和政府对抗;
4)对中央政府的格外信任。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显著高于地方政府,使得抗议运动的矛头往往仅仅指向基层政府、而非更高级别的政府。研究者认为,这忽视了基层政府和高级政府之间的“共谋行为”。

这些行为特征,大大降低了抗议民众面对政府的博弈能力,使得政府有较大的处理空间。

抗议能量不同的社会群体也会收获不同的结果。比如,虽然农民的生存条件更为恶劣、受到的侵害可能更多,但由于他们参加抗议和挑战政府的能力较弱,得到让步的可能反而较小。相比之下,城市工人由于在工作单位中的社会网络强大,有能力通过抗议对政府提出更多挑战,得到的让步也就更大一些。

中央政府的平衡术

社会抗议的参与成本高、利益诉求多来自基层民众,对中央政府来说,社会抗议承载信息的能量比其他政治参与途径(如人民代表大会、信访制度等)要大。

研究者发现,比起“横向传播”,政府更乐于看到这些信息能量能够“纵向传递”——如果信息“纵向传递”,即直接从基层传递到中央,就能够起到疏散民众不满情绪的“安全阀”作用,是有用的;相反,一旦这些信息在民众之间“横向传播”,煽动群体不满,则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是十分危险的。

因此,如何处理垂直信息传播和水平信息传播之间的平衡,从而既有效利用抗议活动维护社会稳定,又避免系统性风险,成了中央政府信息治理的关键点。

综上所述,研究者认为,由于广大中国抗议者在目标和组织上的单一,以及对政府的“信任”,其抗议活动虽然可能解决自身问题,但总体仍在中央政府的“掌握”之内。而从中央政府层面讲,一方面需要在机制设计上保证抗议活动的高风险、高成本,使得抗议行动能够起到“筛选关键信息”的作用;另一方面,则要维持信息在垂直和水平传播之间的平衡,以避免系统性风险。

参考文献

  • Lorentzen, P.(Forthcoming). Designing Contentious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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