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和陈冠希,有什么共同点?

0405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传奇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被后人广为传颂的,除了童话《快乐王子》、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和一系列尖刻辛辣的戏剧之外,还有他作为著名毒舌段子手的身份——

“上帝造人的时候,可能略微高估了他自己的能力。”
“美比善好,但善比丑好。”
“当我年轻时,以为金钱是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一直到我老了,我才发现,它还真是。”

段子手先生名动伦敦时,家喻户晓的不仅是他的文笔,还有他与一众情人们(男)剪不断、理还乱的暧昧关系。不论在作品里,还是在公众形象中,王尔德都没有刻意掩饰自己对同性的倾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似乎丝毫没有影响伦敦人对王尔德的喜爱。

但从一场很快被撤诉的审判开始,王尔德的公众形象因性取向一落千丈,间接导致了他最后的刑事审判。事发之后甚至连他广受好评的作品,也被视为极度腐化的代表。5年后,穷困潦倒的王尔德,客死巴黎阿尔萨斯酒店的16号房间里,终年46岁。

丑闻:王尔德的“滑铁卢”

王尔德令人唏嘘的经历,不只是保守与歧视所带来的悲剧。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的Ari Adut在研究相关史料时,发现了一个甚少有人提及的问题:

这位传奇剧作家,并非是在一夜之间曝光性取向的。换句话说,王尔德还是那个王尔德(对,就是那个言行大胆的基佬),可为什么公众对他的评价,会因一场没有败诉的审判陡然转变呢?

在Ari Adut看来,以传统的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来解释公众对王尔德性向截然相反的评价,显然是不够的。在这一事件中,也并没有什么剧烈的外部因素来解释人们急转直下的态度。所以要想理解这一转折,必须从另外一个概念说起。

Adut认为,王尔德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公开审判使他的性取向变成了一桩“丑闻”(Scandal)。

如果静态地理解“丑闻”,那么它是“不道德行为被曝光且招致公众反应”的事件。不过“丑闻”这个概念是相对的,它是在有限范围内由集体划定的叙述,其边界是模糊的,没有一条金线可以界定。此外,丑闻离不开观众,它让遵循特定社会规范的观众感到被冒犯和难以接受。

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警察这个群体中出了一个犯罪分子,会被民众视为丑闻;那么犯罪团伙里出一名警察呢?在有限的范围内,比如在犯罪分子的圈子里,这同样会被视为丑闻。

Adut指出,“丑闻”其实是一个违规行为(transgression)被破坏性地公开化的过程。它有两个直接的后果:群体污染(contamination)和规则挑衅(provokation)。而王尔德的悲剧,恰恰是性取向被破坏性地公开化后所导致的。

同性恋:维多利亚时代的暗流

在维多利亚时代,男同性恋、女同性恋、肛交行为等多在暗处涌动,鲜见于报章和公开场合。甚至偶然说起,也会被称为“不可提及之事”。民众对同性恋行为避而不谈,唯恐过分曝光会使其正常化。官方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了“不要把同性恋行为公开化”上,而不是同性恋行为本身上。

遮掩到何种地步呢?1889年,一座提供男性服务人员的妓院不小心被曝光,其主顾不乏达官贵人。但法官判定,曝光此案会教坏群众,最后压下来,只轻判了两人。

作个穿越时空的类比,彼时的王尔德之于伦敦,就如此时的黄伟文之于香港、蔡康永之于台湾、Elton John之于英国。而当时王尔德与加拿大记者Robert Ross和Alfred Douglas爵士的绯闻,虽然被上流社会议论纷纷,但却都局限于私域。一方面,公开谴责王尔德会使整个上流圈子蒙羞;另一方面,以王尔德在社交界的地位,谁都不敢得罪他。而圈外不明就里的中产阶级,也一贯对王尔德的私生活保持缄默。

好景不长。以性格暴躁、无神论支持者著称的John Douglas侯爵——即王尔德情人Alfred Douglas爵士的父亲——正式向王尔德发难。在劝儿子与王尔德断交未果之后,John Douglas直接跑到王尔德常驻的俱乐部,给他留下了一张卡片——“致犯下鸡奸罪的王尔德”。王尔德的性取向,一下被推至风口浪尖。深感“纸包不住火”的王尔德,在伯爵情人的怂恿下,决定先发制人,以诽谤罪把侯爵告上法庭。

曝光:公共讨论的逻辑转换

这正是王尔德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审判的结果为何并不重要,但是构成“丑闻”的要素已经齐备:违规、破坏性、突然被公开化。在这种情况下,著名剧作家的同性恋情,也正式从私人领域转向公共领域。观众此时所介意的,不是同性行为究竟是不是罪大恶极,而是这件事在公共领域“看起来”的样子——著名男剧作家竟然在光天化日与男人行苟且之事!

当同性恋从幽暗角落暴露在阳光之下,公众自然调动起了另一套公共领域的讨论逻辑——从私下猎奇八卦绯闻,变成对王尔德无耻行径的谴责批判。随着John Douglas侯爵对王尔德同性恋行为的公开批判,公众的反对呼声也越来越大。但骄傲的王尔德,依然在自负地输出段子。

当他被质疑曾经的金句“‘恶’是好人用来解释那些难以言喻的爱慕”是否在暗示他的性取向时,王尔德含糊其辞:“我认为我说的东西大部分都不是真的。”但这一次,他的抖机灵不再受到伦敦观众的欢迎。他没有明白的是,他在庭上种种对抗性的姿态,都在为这个不断膨胀的丑闻增加新的破坏性,从而进一步点燃观众怒火。

虽然王尔德最终撤诉,但事情已一发不可收拾。陷在丑闻漩涡中心的王尔德,此时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同性恋者,而变成了一个公开违规却不知悔改、不断挑衅社会规训的人(相较而言,十几年后,王尔德旧情人Robert Ross受审,则用低姿态全身而退)。丑闻所带来的群体污染(王尔德混迹的上流社会被牵扯其中)和规则挑衅已无法挽回,而人们眼中的才子瞬间跌落成人人喊打的罪犯。此后两次针对王尔德的刑事审判,牢牢地坐实了这一结果。

道德:巩固社会规训的掩护

透过王尔德个人悲剧得出的“丑闻”理论,为理解当今社会提供了一个新角度:社会规训并不是板上钉钉,它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情境中的互动与表演。伦敦人还是那些个伦敦人,王尔德还是那个王尔德,但人们对于违规行为的态度,却因为事件被破坏性地公开在眼前而截然不同。这些反应,又进一步巩固了社会规训。

王尔德的惊天丑闻是十九世纪的故事,但今天我们如果翻开娱乐八卦,不难发现,身边遍地是私人违规行为被破坏性公开所造成的“丑闻”。而我们,也会有意无意乐此不疲地在公共领域扮演社会的规训者:

“XXX拍艳照虽然你情我愿,但是公众人物影响这么大,就是不好!”
“XXX是同性恋?我不反对同性恋,但是私底下做就好了嘛,干嘛拿出来讲?”
“XXX离婚了?肯定是那谁出轨了。打小三!打小三!”
……

而机智如王尔德,早就为这样一幅墙倒众人推的景象准备好了段子:

“道德,无非是我们为讨厌的人准备的态度罢了。”

一语成谶。

参考文献

    Adut, A. (2005). A Theory of Scandal: Victorians, Homosexuality, and the Fall of Oscar Wild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1), 213–248.

欢迎分享。如需全文转载,请阅读版权声明

回到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