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历史课如何“粉饰”种族隔离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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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自己的成长经历中可以感受到,小学和中学的历史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于国家与社会的认识。

在种族问题依然高度敏感的美国社会,历史教学与反种族歧视运动始终紧密相关。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只有使学生认识到有色人种在历史中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才能使他们认识到:现实社会中有色人种的劣势地位并不能首先归结为个人因素,也才能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致力于改变种族不平等的结构因素。

然而, 在南非我们看到了历史课的另一重作用:研究者Teeger通过对于约翰内斯堡两所公立中学九年级历史课的研究,发现在南非的中学里,历史教学被用来消解学生对于种族隔离历史的敏感,并进一步阻止他们将历史和现实联系在一起。

南非: 民主时期的种族歧视

1948年,种族隔离成为南非的正式国家制度,黑人被禁止投票、与白人同校,或从事与白人一样的职业。在日常生活中,公园的长椅、海滩等公共空间都被列为白人专用。1980年代末期,南非国内反种族隔离运动大量涌现,国际压力也日益迫切,当权者逐渐意识到种族隔离政策在现实中无法继续持续下去,民主社会已是大势所趋。

在转型期间,最有争议的问题是:谁该为南非的种族隔离历史负责?

真相与和解国家委员会(TRC)担任了协调各方利益,实现转型正义的任务。当权政府要求完全的豁免权,反种族隔离组织则要求对当权政府进行彻底清算。为实现平稳转型,TRC采取了一系列妥协政策:首先,强调某些个体,而非整个政府机构应为种族隔离负责;其次,强调黑人与白人同为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淡化白人在历史与现实中作为受益者的角色。虽然在现实中暂时实现了南非的和平转型,但这些妥协的话语具有一系列深远的影响:它阻止了人们正确认识种族隔离的结构性因素,并进一步默认和支持了白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特权。

尽管种族歧视已经被法律所禁止,在现实中白人的经济政治地位依然远高于黑人。平均收入与失业率的数据显示,黑人依然处于最不利的地位,而白人依然处于社会的顶层。

历史课怎么教:“故事的两面性”

两所学校的历史教师都在访谈中表示,历史教学的目的是创造国家团结,谨防分裂和敌意。如果他们在课上把种族隔离制度阐释为白人对黑人的压迫,不仅会使课堂上的白人和黑人学生彼此产生敌意,还会使黑人学生关联历史和现实(例如某些黑人学生得出如下结论:“正因为我妈妈没有机会接受好的教育,她才职能做家政工人”),这些张力都会给教学带来难以解决的困难。

在没有官方指示的情况下,两所高中的历史教师在教学中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相同的策略,即强调“故事的两面性”。具体而言,在讲解种族隔离的历史时,他们强调:

——白人也是受害者和反抗者: 并非所有的白人都是施暴者,由于种族隔离制度,白人若是与其他种族相爱也无法结婚,并且没有机会了解其他种族的文化,因此白人也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

——白人并不知情: 白人并不知道黑人所受到的迫害,因为当政者隐藏了事实。

——并不是所有黑人都是受害者: 只要没有遭受极端的暴行和残害,都不能焦作受害者。因此在日常中遭受歧视与不公正的黑人,只要没有经历过屠杀,都不是受害者。

——黑人也是施暴者:泛非主义(Pan Africanist)对于白人的仇视与暴力倾向表明黑人也是施暴者。泛非主义强调的是另一种种族隔离,是对白人的不容忍,因此白人和黑人之间不是压制与被压制的关系,而是相互仇恨的关系。

研究者发现,在历史课之后进行的访谈中,当被问及种族隔离时期的历史时,学生更容易自觉地调动“故事的两面性”从而消解历史的矛盾和冲突。由此可见,这种两面性的话语已经进入了学生的潜意识,成为了他们观看与理解现实世界的视角。

为什么这么教:应对罪恶感与愤怒

两所中学都在历史课中强调故事的两面性,是因为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么?研究者认为并不是。南非对于种族隔离时期的历史并无统一的教学大纲,甚至连成文的历史教科书都并不存在。那么如何解释这种不约而同的策略呢?

根据研究者的观察,强调“故事的两面性”这一策略并不来自于从上至下的思想形态控制,而来自于每一个历史课堂中具体的情景:历史教师不可避免地面对白人学生的罪恶感与黑人学生的愤怒,强调“故事的两面性”并消解历史中的对抗与矛盾是他们在学生面前维持威信的一种手段。正因为每一位历史教师都面临着这种困难, 他们的应对策略也就大致相同。

一方面,历史教师安慰白人学生不必为种族隔离的历史而感到罪恶,因为大多数白人并不知情,更有少数白人自觉地反抗隔离制度(“我的白人祖母也被捕了,白人也是反抗者”)。另一方面,教师斥责黑人学生以种族隔离为“借口”而在历史和现实之间产生关联(“你并没有真正经历种族隔离,所以这段历史与你的生活毫无关系”)

有趣的是,历史教师本人并不一定相信“故事的两面性”。研究者在观察中发现,一些历史教师,特别是黑人教师,并不相信自己讲授的故事。他们在讲台下深刻地意识到种族隔离制度对于当今社会的影响,但一旦登上讲台,却依旧采用“故事两面性”的策略来组织教学。如此看来,这一教学策略无关于国内政策,甚至无关于教师本人的理解,它是行动者在面对具体的张力和矛盾时自发运用的手段。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当种族歧视已经在各种制度中消失的时候,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却只增不减。当种族不平等在现实中愈演愈烈的时候,人们却还在强调“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这种现象背后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迷思:在如此持续的社会不平等面前,人们为何得以相信历史上的种族压迫与现实的不平等无关呢?

Teeger对于南非中学历史课教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个吊诡的事实:历史教育不但可以促成,更可以切断现实与历史的关联。而教师们不约而同地运用同一策略这一事实也提醒我们在宏观政策之外,微观的社会环境更是种族歧视滋生的土壤。

参考文献

  • Teeger, C. (2015). “both sides of the story” history education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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