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同道合:中国官场的遴选机制

music图片作者:朱慧卿

在官场往上爬,主要靠搞经济,还是靠跟对人?众多学者已经就这个问题争论多年。

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M型政府结构 (“事业部”制组织结构,亦即分地区独立管理)就如同一个庞大的企业,总部(中央政府)可以直接将各地分公司(地方政府)视为独立的营利中心。因而,中国地方领导人就如同私企中的管理层一样,拥有足够的营利激励去发展经济,并接受中央的绩效考评。

政治学家则认为中国的官员晋升绝非单纯的经济考评,而是一个充满各种政治博弈的过程。领导人往往招募忠于自身的支持者,据此建立战略联盟。

最近,来自瑞典和美国的三位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官员晋升。区别于经济学家的“绩效论”和政治学家的“派系论”,他们认为,中国官场的升迁机制和日常生活中的“志同道合”或“人以群分”并无不同:人总是倾向接近自己的同乡、校友或曾经的下属。

从历史到现实

社会学家将这些机制概括为“志同道合” (homophily,也被翻译为“同质性”),或者俗话中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在中国,同乡、同学或同事关系往往让人们不自觉地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国外的研究也发现,美国总统一旦上任,也总会专门从他的出生地、母校、或曾经的工作单位选择一批人进入白宫。

那么,同乡、同校和同事关系分别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研究者结合现实案例,分别对这三层关系进行了分析。

首先,在中国历史上,同乡一直发挥着支持最高领导人的重要作用。例如,在民国时代,广东省成批地涌现了大量政界和军界领导人。在毛泽东时代,湖南和湖北省则是招募政治精英的大本营。之后的邓小平则偏爱来自四川的领导人。

其次,校友关系也一直是培养身份认同与忠诚度的重要基础。清华大学毕业生的相互扶持就是一例。

再次,鉴于中国区域间的巨大差异,同一地区的工作经历不仅意味着类似的政治历练,也意味着相仿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倾向。中央领导人往往与其之前工作单位保持着紧密联系,因而更有机会了解这些工作单位的潜在候选人。

数据揭示的规律

研究者搜集了从1979到2011年间的353位省长或省委书记的资料。在此期间,省级领导总共有475次位置调动和128次晋升。所有省级领导人都至少经历过一次位置调动。他们任期最短1年,最长15年,平均为3.2年。

研究者综合每位省级领导人与中央政治局常委所有成员在同乡(出生于同样的省份)、同校(毕业于同样的学校)和同事(工作于同样的单位)这三方面的交集关系,建立了一套“同道指数”。在1982年,55%的省级领导人与中央政治委常委的存在同乡、同校或同事关系。到2011年,这一数字增长到69%。

经过进一步的统计分析,研究者发现“同道指数”能很好的预测官员晋升,而全省或人均的经济绩效(剔除了地区禀赋、经济趋势)则没有显著影响。

当然,研究者针对可能存在的三种置疑也作出了相应的稳健性检验 。

第一,最高领导人变更所引起的政治经济周期和制度变迁是否会影响“同道指数”的作用?研究者分析了政府换届、1992年“南方讲话”、2001年加入WTO等历史事件以及这些事件与“同指数据”的交互效应,发现他们的结论并未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第二,“同道”指数或许测量的是其他因素。例如,校友关系或许只是发挥了筛选人力资本的作用?研究者将校友关系丰富程度前5%的官员挪去后再分析,发现“同道指数”仍然显著有效。官员可能因为长期服务于某地而失去提高“同道”指数的机会?研究者于是进一步排除了官员是否任职于出生地和任期长短等因素的影响,结论并未变化。

第三,中央领导在选拔官员时可能会更为看重某些省份的领导。研究者于是将全样本划分为不同的子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同道指数”在不同的子样子中仍然显著有效。

志同道合与政治稳定

为何“同道中人”是重要因素?研究者认为,基于经济绩效的选拔机制,可能会导致新晋的官员“功高震主”。因此,为了团结内部,不可能完全基于经济绩效来选拔官员。

“志同道合”的选拔机制有助于维持内部政治稳定,各层级协调实施政策。在一些政治和经济地位特别重要的省市,领导人几乎一直都是与高层关系紧密的官员。

研究者也注意到,与中央领导人“志同道合”的选拔机制对应,地方官员履新后的第一件事,也往往是寻求存在共同特征的领导,争取获得对方在工作上的支持。

参考文献

  • Opper, S., Nee, V., & Brehm, S. (2015). Homophily in the career mobility of China’s political elit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54, 332-352.

欢迎分享。如需全文转载,请阅读版权声明

回到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