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而不贵的年代——评“廖凯原事件”

廖凯原
廖凯原

【编者按】清北复交的节操值多少钱?一篇关于富商廖凯原和他神奇的学术研究的文章,引发了热烈讨论。国际软件屋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出生在印尼的美籍华裔商人廖凯原,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共计捐资逾6.3亿元人民币。四所国内名校皆有以其命名的大楼。此外,廖凯原还藉此拥有四所名校的校董、名誉校董、客座教授、名誉教授和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并涉足学术领域——他自创了“凯原量子信息力学”(KQID),发表了《黄帝范例:轩辕反熵运行体系2.0》《轩辕召唤:轩辕4712中华共识》等诸多学术论文,并开办学术讲座。

南京大学教授杜骏飞向政见团队赐稿,发表了他的观点。

政见团队将继续邀请各位读者发表意见。对于此事的讨论角度可以多样,比如,我们可以聊聊“民科”那些事——其实,关于科学的标准,在社会科学领域更为复杂。什么是真社会科学,什么是伪社会科学?期待你在政见微信公众号留言,或给我们邮件(webmaster@cnpolitics.org),告诉我们你区分两者的标准,也欢迎提供具体的例子。

杜骏飞
杜骏飞

杜骏飞 /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是否要评论 “廖凯原事件”,内心是犹豫的。

事件所涉及的几所学校,都是受人尊敬的中国大学;在对廖凯原现象提出指责前,我们总应该再问一下:这种富人通过捐资换取学术声望的现象,是否普遍存在?

作为学术人,我也会问自己,如果像“廖凯原事件”这样,有人要捐一笔无法拒绝的巨资到自己所在的研究机构,而只要求满足他们开一个不着调的学术讨论会这类要求,我是否能够有足够的自律精神去拒绝?

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这一代学人还缺乏坚信。

科学家对科学本身,学者对学术本身,本应当具有类似于宗教信仰般的坚守意志,但我们还没有。如果有,“廖凯原事件”就不会比比皆是了,如果有,这些大学就不会因为钱就允许捐资者宣传非学术、反学术了。

学术人及其共同体,对自身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抱有足够的自尊和皈依感,对学术精神和规范,抱有恒久的、集体的坚持。这种传统和观念,在西方学术界大多已根深蒂固、坚如磐石。欧美一些典范大学,尤其是剑桥、牛津、耶鲁、普林斯顿这类充满自尊的名校,常常会因为捐资者的诉求与其高校办学理念不同而拒绝他们的捐款,更不消说捐资人要他们罔顾科学伦理了。

如果有个富豪给剑桥法学院一笔巨额捐款,要求发表一篇违反法的精神的论文,法学院的教授们会同意吗?给哈佛医学院一笔巨额捐款,要求发表一篇违反医学原理的论文,医学院的教授们会同意吗?不会。即使他们的院长同意,学术委员会也会反抗。因为这样的行为发生后,大学和教授们都会受到社会舆论和学术共同体的谴责。对很多科研机构来说,虽然他们希望得到捐资,但是如果以违反学术规则、牺牲学术声誉为代价,他们会望而却步。

在这个时代里,大学人对科学的信念和信仰,不时地因为资本压力,产生偏差和动摇。与此媲美的是:慈善家在其慈善领域的予取予求则更为常见,走火入魔者也大有人在。

这类现象的存在,证明了社会文明的缺失。

这就要说及那些形形色色的捐资,林林总总的慈善。慈善的品格,可以在慈善事件所呈现的意图中分出贵贱高下,真正的公益捐助应该是不求回报的,更不要说僭越科学、妄行交易了。杰出人物及人类中一切有能力的人,本着善意的天性和自觉的伦理,去倡导文明、扶危济困、救赎自然、帮助他人,并将这一过程视为证道体验和自我实现,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纯粹的慈善价值观。

廖凯原先生是外国人,我们不便对他的文化环境置喙。但在中国,我们能更多地看到“廖凯原事件”这类奇观。

是的,在奇观中国,这是一个富而不贵的年代。中国的一代人走向富裕,少数人甚至已成为富豪。他们中有多少人对真正的慈善抱有认同?在有慈善义举的富人中,又有多少能够避免廖凯原式的陷阱?某些新富阶层的风光表面或许豪奢如金,但在其精神深处仍然贫贱如泥。

慈善家仗义疏财,间或有自我纪念的精神追求,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不知自持的富豪打着慈善的名义,不正当地换取媒体、政府或社会的利益,一定会让人看到:慈善,也确有高贵和不高贵之分,有纯良和不纯良之别。一些公益明星、慈善人物,其行为屡屡走向慈善秀、慈善交易、慈善闹剧,在本质上,这是对公益慈善精神的伤害,也是对他们自己原本义举的诋毁。

今天,我们的大学、小学,所信奉者,无非“成功学”,我们的商人、文人,所甘于者,无非俗人。当我们在价值观上无所坚守、无所仰望时,富而不贵就成为我们共同的名字。

但愿,这是一个即将由富转贵的时代。下一代,未必比今天更富足,但我们或能设想,他们会更高贵。

作者鸣谢:财新记者孙文婧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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