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理性太远,离偏见太近:我们为什么排斥移民?

Italian navy rescue asylum seekers
2014年6月7日,地中海,意大利海军营救海上难民。 Massimo Sestini/Polaris 图

To Z, for the past summer

地中海岸边的冰冷沙滩上,三岁的库尔迪静静地俯卧在波浪之中,仿佛陷入了甜美的安眠。过去几天,这一画面将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了源源不断涌入欧洲的移民大潮之上。愤怒的人们指责欧洲各国首脑迟迟不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改善新移民面临的悲惨处境。然而,这些领导者的犹豫有情可原——在民主政体中,当选的政治家在进行任何行动之前,都必须考虑其身后的选民是否乐意为此买单;换言之,默克尔和卡梅伦的迟疑,其实反映出欧洲民众在接受新移民的问题上,并非完全心甘情愿。

那么,人们对移民的排斥究竟源于何方?

低技能移民抢走工作,拉高财政支出?

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经济学论文中,来自耶鲁和达特茅斯学院的两位经济学家,基于国际贸易理论中经典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和劳动经济学中的要素比例模型(Factor Proportion Model),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新移民会在劳动力市场上跟本国居民展开竞争,从而拉低平均工资,损害本国居民的福利。

然而,如果我们把一国经济视为由高技术部门和低技术部门组成,那么大量低技能移民(相对于本国居民而言)的涌入,反而会提升高技术部门中本国居民的收入。因此,只有在低技术部门中工作的本国居民才会在移民潮中遭受不利的冲击。利用美国的国家大选调查数据,他们发现,工资收入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家户确实对移民的态度会更加负面。

上述结论也得到了跨国研究的支持。在其2006年发表的论文中,乔治城大学的Mayda教授基于跨国微观调查数据(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指出,尽管非经济因素在对移民态度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经济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她发现,在本国居民相对于外来移民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人们对于移民的看法也更加积极。

近年来兴起的另一支经济学文献,强调移民对财政负担产生的影响:不断涌入的低技能移民会导致本国财政支出的持续性增加,并降低本国居民的福利水平。利用跟上面相似的方法和数据,Mayda及其合作者在2009年的论文中对此理论进行了检验。他们指出,新移民所带来的财政成本,会更多地由高收入公民承担,从而这一人群对移民表现得更为排斥。在移民构成以低技能工人为主的国家,上述现象就更加明显。

社会心理才是更重要的因素

尽管这些基于理性人假设、从收益-成本权衡出发的模型为移民受到的排斥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其研究方法和结论却远非无懈可击。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教授Jens Hainmueller(亦是中国著名青年政治学者徐轶青的导师)及其合作者在2010年的论文中就指出,上述研究并未对高技能和低技能移民进行明确的区分,假定移民会加重财政负担也过于武断——事实上,1990到2004年间,移民人数增加较快的美国各州,人均财政支出反而增长较慢。

为了进一步检验以上经济学理论的可靠性,这两位学者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调查实验(Survey Experiment)。他们将在全国范围内抽取的1500余名受访者随机分为两组,分别询问了他们对于高技能移民和低技能移民的看法。实验结果显示,无论受访者的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如何,他们都更加偏好高技能移民,反感低技能移民——并非如经济学理论所预期的那样,高技能公民更愿意欢迎低技能移民的到来。同时,随着收入的增加,受访者对于移民的态度也趋于积极,在移民享受财政支出相对较高的各州更是如此,这与由财政负担模型得出的结论也相违背。

两位学者认为,这说明在对待移民问题的态度上,个体的理性经济权衡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相比之下,社会心理因素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在他接下来的研究中,Jens Hainmueller考察了瑞士的公民归化投票,并在此基础上更详尽地阐述了他对于移民问题的洞见。在瑞士,得益于其较小的国家规模,大部分自治市都会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是否批准某个外国公民的归化申请。那么,是什么特质决定了一名申请者能否获得瑞士公民身份呢?Hainmueller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搜集了1970到2003年间,瑞士44座自治市在公投开始之前向公民分发的申请者个人资料,以及最终的投票结果。他们发现,尽管历史清白、技能超群、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申请者的确会在公投中受到青睐,但对于归化成功来说,最为关键的因素还是该申请者出身的国家。如果你来自土耳其或者前南斯拉夫,那在公投中得到反对票的概率就会上升40%。出众的个人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出身的影响,但无法完全消除。在那些排外严重(以在1988年联邦听证会中支持限制移民法案的投票比例衡量)的自治市,申请者遭遇的歧视尤为明显。

作者对上述现象做出的解释是,由于来自土耳其和前南斯拉夫的移民数量一直增长迅猛,作为主流群体的瑞士人会感到自身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从而形成了这种基于出身国别的偏见。相比之下,南欧移民的数量在过去几年中增长逐渐放缓,他们在公投中受到的歧视也愈发不明显。

少数族裔的大量涌入,或者突发的政治经济危机,导致一国的主流群体产生了身份认同上的焦虑感,并通过对移民的排斥表现出来——这一现象并不独为瑞士所有。利用美国2000年和2004年两次大选的调查数据,Branton等人发现,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各地对于移民的反感明显升温。而Newman发表于2013年的研究则观察到,如果一地先前已经拥有大量拉丁裔居民,那么更多拉丁裔移民的出现会减缓当地人的排外情绪,反之则会使排外情绪显著加剧。

用制度体系纠正偏见

以上的研究结论似乎让人有些悲观:如果是经济等理性因素导致的反感,政府尚能通过政策补贴加以缓解;如果对移民的排斥源自民众根深蒂固的偏见,那情况的改观大概就只能寄希望于我们内心“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les,参见Blinder等人2013的论文)”的出现了。

不过,Jens Hainmueller于今年发表在美国政治学期刊(AJPS)上的一篇论文,又为我们燃起了些许希望。

仍然着眼于瑞士的公民归化问题,这一次,Hainmueller教授把目光投向了那些不采用公投来批准申请的自治市。他注意到,在2003年,瑞士联邦法院宣布了一项裁定:先前在批准归化申请的过程中,使用暗箱投票的全民公投有违宪法(因为申请者无法根据投票结果决定是否上诉)。在该裁定的影响下,大批自治市的申请批准机制在短时间内由直接民主(全民公投)转向了代议制民主——即由选举出的官员来决定归化申请能否通过。作者发现,在转向代议制民主之后,归化申请得到批准的概率提升了60%,先前遭受歧视最多的群体——来自土耳其和前南斯拉夫,或者居住在排外严重地区的移民——从中获益也最明显。作者对此的解释是,与公民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自身偏好的直接民主不同,代议制下的政治玩家需要承担被问责的风险,因而会更加在乎少数群体的利益。这恰恰印证了政治学的经典理论,即代议制是防止“多数人暴政”的有力武器。

综合近年来文化经济学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人类远非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在任何博弈机制下都能精确地对利弊进行权衡,而是无时无刻不受到习俗、惰性和认知局限的羁绊。离理性太远,离偏见太近。这或许也是欧洲移民问题迫在眉睫,却又始终得不到解决的根本原因。但是,通过不断的尝试和自我约束,人类又总能发展出一套套精巧的制度体系,从而规避自身愚蠢的天性,拨正历史前进的方向。我们之所以不是彻头彻尾的“裸猿”,或者“第三类黑猩猩”,道理大概也就在于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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