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民主:希腊失败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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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月,希腊先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奖励——希腊在军人独裁政权倒台后,短时间内即完成改革,建立起了一个自由、多元的包容性体制,值得嘉奖。

此后的30多年里,希腊一直被视为逐渐繁荣的欧洲民主国家的典范——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希腊经济。债台高筑的希腊政府不得不以财政紧缩为代价接受欧元区国家和IMF的救助,而长时间的紧缩政策和经济衰退最终使希腊走向了政治极端化。希腊债务危机在今年7月初的公投事件中达到高潮,希腊留给国际社会的印象似乎只剩下进退失据的政府和抗拒改革的国内民众。

学者Takis S. Pappas的研究认为:希腊失败的根源在于其政治体系中长期存在的“民粹主义民主”(populist democracy)——一方面,政府使几乎所有民众都能从政治寻租中受益;另一方面,通过政党体系,确保租金的分配过程看起来民主而有序。

如果暂时抛开目前的债务危机不谈,希腊的民主转型可以被视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样本之一。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及其创立的新民主党(New Democracy)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即推动希腊完成民主转型,建立起与法国政府干预主义类似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并将融入欧洲作为希腊改革的重要目标。

但随后上台执政的泛希社运(PASOK)彻底将希腊政治民粹化,利用社会矛盾将希腊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个群体——该党的支持者(“forces of light”)和反对者(“forces of darkness”)。泛希社运在执政的十年里,利用各种公共资源许诺选民高福利以换取选票,巩固执政地位。虽然自由主义倾向的新民主党曾在1990年再次上台执政,但因致力于推动改革(如削减公共开支、改革公务员制度等)而早早下台。后来,新民主党吸取了失败教训——彻底向民粹政治投降,甚至变得更加民粹化。民粹政治在希腊的泛滥也使各关键领域(如养老金和教育)的改革始终停滞不前——试图推动改革的尝试都在随后的选举中遭到惩罚。

从1981年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Andreas Papandreou)领导泛希社运上台执政到2011年他的儿子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因债务危机下台,希腊一直处于新民主党和泛希社运两个民粹主义政党轮流执政的局面,研究者将其定义为“民粹主义民主”。

那么,为什么希腊的“民粹主义民主”可以维持三十年之久呢?

首先,希腊“民粹主义民主”依靠的是分配高福利,甚至是事实上的法律豁免权。在泛希社运上台执政后,希腊的公共部门雇员规模迅速扩大,2008年时已占到全国劳动力的21%。希腊的养老金支出也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最高的。同时,稀松的法律对民众偷税漏税和养老金欺诈几乎毫无约束力。“民粹主义民主”的恶果逐渐显现——法治崩坏、腐败横行、公共利益被肆意攫取。

其次,希腊日益“极化的两党制”体系使整个政治寻租过程看起来民主而有序。也正因为两个民粹主义政党轮流执政,几乎所有选民都能从政党轮替中受益。但是这种“极化的两党制”将希腊社会撕裂为两个截然对立的政治阵营,温和的中间派逐渐萎缩。“民粹主义民主”导致“极化的多元主义”——严重的离心政治倾向、过度的政治承诺以及不负责任的反对党。

与自由民主体制不同,在“极化的两党制”中,基于议题倾向的投票反而不那么重要。党派之间不遗余力地诋毁对手,竞相抬高自己的政治承诺。结果是,当政治被彻底极化,两党制就变得毫无意义。在这种体系中,两党制已经无法达成罗尔斯所说的“叠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极化政治最终导致政局的不稳定,甚至是两党制体系的失灵。就像希腊2012年议会选举中的情形,激进政党纷纷从边缘崛起——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和新纳粹主义政党金色黎明(Golden Dawn)都获得了可观的议会席位。2015年,激进左翼联盟更是在反对财政紧缩的巨大声浪中首次组阁执政,彻底颠覆了希腊长达数十年的政治版图,走向政治极端化的多党制。

希腊的危机是“民粹主义民主”长期存在的结果。整个体系建立在荒谬的社会共识之上——民众通过两个民粹主义政党轮替获得过高的福利,同时政客深知:若推动社会改革,就会在之后的选举中遭到惩罚,于是索性继续依靠高福利取悦选民。希腊社会就这样一直运转着,直至公共资源全部耗尽,外部融资告急,债务危机爆发。

参考文献

  • Pappas, T. S. (2013). Why Greece failed. Journal of Democracy, 24(2), 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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