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经理人:活在北京总部与项目所在国两个“平行世界”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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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作者:Jbdodane
在对中国海外战略的研究中,已经有不少人关注宏观的国家战略、全球治理、国际关系,或是微观层次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商业运营模式等。但是,中国海外经理人这一特殊的群体未受到足够关注。但事实上,他们处于双边互动的前沿,其能动性、生活经历、专业背景、个性特征等恰恰对中外合作的质量和方向有重要影响。
三位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学者在中农发集团坦桑尼亚的农场进行了五年的田野调查。他们的研究关注的主要群体是在农场工作的中国经理人。研究者发现:这些驻扎在当地的中国管理人员常常身处于两个“平行世界”——他们一方面需要回应来自北京总部的指令,另一方面又与农场所在的当地环境存在主动或被动的紧密接触。在这两个“平行世界”之间常常存在各种张力,这些经理人如何应对?
中农发集团在坦桑尼亚的农场于1999年在当地注册,主要从事剑麻种植及其纤维的初加工。该农场占地6900公顷,在经历了15年的发展后仍只有三分之一的可耕作土地得到利用。田野调查期间,该农场雇佣了超过1000名当地员工以及大约6至7名中国管理人员。
在刻画该农场物理空间的基础上,研究者也将其视作一个社会行动的空间,并借用了“边地(borderland)”这一在跨国移民研究中常使用的概念,将国企的“海外农场”视为“商业边地
(business borderland)”。这一分析视角本质上是将农场的日常运作看成是中国海外经理人构建的具有流动性和开放性的空间,而他们则在这一空间里尝试平衡两个“平行世界”(北京总部与农场所在地)之间存在的各种张力。
田野调查中,农场的中国经理人多次表示:来自北京的指令时常与农场日常运作需求之间存在脱节。企业总部的政策制定者并不了解农场所在国的经营环境和文化。然而,为了既给总部交代,又能满足当地经营需求,农场的中国经理人在指令“落地”的过程中必须对其进行适应性的调整。研究者认为,这正体现了国有农企管理体制文化上国有与市场特征并存的现状。中农发坦桑农场虽然在日常运作上(如招募当地员工)能获得不少自主权,但更重要的事宜(如固定资产的处置、员工晋升与奖金分配等方面)的决策权仍在北京总部手里。这种企业内部的职责契约确保了商业科层理性(business bureaucratic rationality)能有效地从北京漫游至坦桑尼亚的农场。
由此可见,中国海外经理人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维系二维平行世界的持续运行:一方面,他们需要对来自总部的决策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执行,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面对东道国当地的具体情境,展开创新性的社会互动与互塑。
此外,农场的中国经理人大多不愿意在当地长期工作生活,这种“落地不生根”的社会方式意味着他们与当地社会环境接触有限。但研究者并不认为这一定意味这些经理人与当地人难以融合,因为在工作层面,他们与当地人之间仍然存在密切的互动。
研究者将中国海外经理人这种与当地环境特殊的互动方式归因为以下三个因素:一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在实施援外项目的过程中,既严格控制援外人员的社交生活,又基于平等互助的精神要求他们与受援国的员工一起工作;二是中国农业系统及其从业人员继承了国内农垦早期艰苦奋斗、不怕吃苦、不怕吃亏的精神,而这在中国的海外农业项目则体现为中国经理人常与当地员工一起下地劳作;最后,研究者调研的农场逐渐开始重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因此需要与当地更多的利益相关方接触。经理人与当地人在企业集体层面互动的增加,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理人个人层面与当地社会互动的迫切性。
研究者总结说,将农场视为“商业边地”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作为全球体系学习者的身份。“商业边地”的开放性与流动性也意味着,包括当地社会与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行为体也有机会去影响和塑造“商业边地”内国有农企项目的运作模式,以使其朝着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 Xu, X., Qi, G., & Li, X. (2014). Business Borderlands: China’s Overseas State Agribusiness. IDS Bulletin45(4), 11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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