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 DJ:如何学术地听王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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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北京姑娘王菲随家人奔赴香港,化名王靖雯出道。当时她还不是名动一时的歌手,也还没制造连篇累牍的绯闻。二十八年后,曾经的银河少年艺术团领唱变成了天后。

明星的星途和恋情固然引人注目,可放下八卦杂志,学者们对天王天后却个更吸引人的问题:大众偶像,为什么会成为大众偶像?(而为什么汪峰却始终上不了头条?)

文化研究学者 Lawrence Grossberg 认为,要从两个层面理解人们对偶像的追捧:首先,我们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和使用者。一首好歌、一部好电影,能为我们带来直接的身心愉悦。但另在一层面,明星为粉丝提供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语料(cultural texts),而粉丝则借助对偶像的想象,把 “自己” 和 “他人” 区分开来。这个过程里,粉丝不仅是被动的消费者,更是文化的生产者。

所以,明星并不仅出没于演唱会和大荧幕上,他们更游弋在人们对明星的阐释里。王菲周杰伦之所以成为天王天后,抛开个人天赋,是普罗大众为明星形象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有些人亲和,有些人酷炫,有些人勤奋,有些人精明……把明星的自身条件和作品,与粉丝的感知进行对照研究,恰可以帮我们从多角度理解自己身处的社会与时代。
女性形象与性别政治

华语乐坛里,王菲往往被看做高冷乖张的代名词。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系学者冯应谦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 Michael Curtin 在早年研究中指出,“王靖雯” 虽然因为苦情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而一炮而红,但她很快重铸了公众形象:在以日文翻唱为主的香港乐坛,她翻唱欧美独立音乐、身着先锋服饰、恋上摇滚明星、强化内地背景。这些可能是无心插柳的巧合,造就了独特的文化资本。在商业运作之下,王菲固执、非主流的形象,为听众提供了一种反传统的选择,她也因此吸引了许多学历相对较高、乐于接受西方视野的歌迷。

正如麦当娜之于欧美,两岸三地发展的性别政治,为形象独立鲜明的女星提供了上升的机会。在 2009 年发表的后续研究中,冯应谦对中港地区的王菲听众进行深度访谈。研究者探讨了王菲作为一名偶像,在其女性乐迷眼中截然不同的各种意义:年轻学生在《出路》中找到自己的留学出路,出身传统家庭背景的歌迷则在《棋子》中听出自己的无奈。作者将这些多元化的解释,与香港、内地女性听众所面临的阶级困境相联系。之所以王菲的作品对她们而言意义重大,是因为其所反映的独立形象,为她们带来了一部分生活困境的解答或慰藉。

当然,即便对同一首歌和同一个偶像,粉丝们的理解依然会截然不同。冯在 2009 年的后续研究中指出,有人把王菲特立独行的前台形象融入自己的生活选择里,而有些则把其视为遥远的存在。这些乐迷们并不是盲目消费现成的偶像形象,他们是选择性地、批判地解释歌手之于自己的关系。

疏离感与听众想象

陈奕迅能在演唱会上唠家常,以至被红磡体育馆超时罚款,王菲却在演唱会上惜字如金。在 2009 年的研究中,研究者从社会学角度进一步指出 “高冷” 对于其观众的吸引力。作者引述 Abercrombie 与 Longhurst 对于 “观众” 概念的分析,她刻意保留的疏离感制造了听众与偶像的距离,并进一步扩大了观众的想象和自省空间。这种沟通距离,并不在于粉丝与明星在阶层、收入、生活现实上差距有多大,而在于可望不可即的神秘感。在研究者看来,王菲在 1996 年出版的,充斥着呓语与哼唱的概念专辑《浮躁》,是她神秘感的集中体现。这张专辑虽然销量不比其他流行专辑,但却帮助王菲一跃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并强化了她在商业运作中的 “先锋” 标签。

本土文化与身份认同

从另一个角度看,流行乐的浮沉本身就能被视为政治变迁的侧影。有的歌曲,譬如 Scorpions 在 1990 年的 Wind of Change,镌刻着直白的历史印记;但大部分流行曲却仅在留年代变幻的一点草蛇灰线。作为在香港唱歌的北京人,以及现居北京的香港歌手,王菲自认 “香港是办公室,北京是家”。不过,不论歌手本人态度何如,其音乐作品恰处于香港与内地、国语与粤语的交汇之处。

是故,在许多研究本土文化的香港研究者眼中,王菲的歌曲,与梅艳芳、郑秀文、谭咏麟等众多歌手的音乐作品一道,是香港音乐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检视香港文化与身份的有效素材。在香港中文大学的 Bryce McIntyre 等学者看来,香港流行音乐勾勒是一种特别的文化形式,它策略性地融合不同的元素,勾勒出本土的身份政治:港乐发展自翻唱日本欧美伊始,又结合中文民歌的特质,且在八九十年代的时代冲突里衍生出民主呼声,还伴以独特的思乡愁绪和本土内容,糅杂出独立于台湾与内地之外的流行作品。

香港浸会大学音乐系学者何慧中从流行音乐中观察 1980 年代至 1997 年港乐背后的政治讯息,指出 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流行港乐蕴含的主流讯息包括对民主自由的呼声以及爱国主义的热情(这一趋势的时代背景,参见观察员刘冉《香港人不爱国吗》)。研究者认为,内地背景的王菲、黎明等歌手在回归时期的港乐版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贡献了日益增长的国语歌曲,也在种种中港慈善演出上积极现身。这些带来一点思想愁绪的作品和演出,既反映了回归时香港上升的爱国主义热情,又强化了这一文化潮流本身。那时期流传最为内地观众广泛熟知的作品,恐怕要数王菲和那英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合唱的《相约 98》了。

一个一个偶像都不外如此。在此谈王菲,并非全然为了谈王菲。大众偶像的文化研究,在实证角度无法逃脱其自身的定性方法限制:“粉丝” 身份往往是松散的自我界定,而歌迷、影迷对偶像的主观解读未必能准确反应社会与时代。不过,它能为我们提供新鲜而有趣的角度来学术地观察王菲、周杰伦、AKB48 乃至 TFBoys 和庞麦郎。毕竟,娱乐圈与其他政治、经济、历史、社会议题并无本质分别——它关乎时代与英雄的起伏消长,关乎大众与符号的隔空互动,也关乎政治对个人的深刻影响。沉迷过的偶像在洪流之中一个个消失,但他们早已超脱了偶像本身,成为了联系个体经验与宏观世界的重要纽带。

而你与你的偶像之间,又隔着一个怎样的时代呢?

参考文献

  • Fung, A., & Curtin, M. (2002). The anomalies of being Faye (Wong): Gender politics in Chinese popular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5(3), 263–290.
  • Fung, A. (2009). Faye and the Fandom of a Chinese Diva. Popular Communication, 7(4), 252–266.
  • Grossberg, L. (1992). Is there a fan in the house? The affective sensibility of fandom. In L. A. Lewis (Ed.), The adoring audience: 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 (pp. 50–65).London: Routledge.
  • McIntyre, B., Sum, C., & Weiyu, Z. (2002). Cantopop: the voice of Hong Kong.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 12(2), 217–243.
  • Ho, W. (2000). The political meaning of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a review of socio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the 1980s. Popular Music, 19(3), 34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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