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鸥”与“海龟”:回流之后如何重新适应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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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正成为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及“千人计划”等人才引进政策,大量精英海归回流国内。与传统意义上的“落叶归根”并不相同,他们在离乡背井数年至数十年之后重返中国,已成为尚未被充分探索的“二次移民”。

香港大学的两位学者深度访谈了12名居住在上海的回流华人。他们发现,回流的精英遭逢种种现实挑战,并发展出一种更为灵活的身份认同观念。在他们的研究中,“海归”并非一个同质的群体。引用网络流行语,研究者将他们分为“海鸥”与“海龟”,这两种人回流面临的动机与挑战大不相同。

“海鸥”:重新学会拉关系

“海鸥”指的是移居海外多年的金领、高知群体。他们在多年后回到中国,主要基于两个动因:中国的经济发展机会,以及国外的升职障碍。如今,“海鸥”们往往任职于跨国企业、高校或在国内自主创业。

旅居海外多年的精英们,在面对机遇的同时,也不得不重新面对中国的“关系社会”。多年海外经历令大多数受访者对拉关系的行为有所保留,但与此同时,他们不得不“回乡随俗”,亲力亲为地拉客户、陪领导吃饭、请挂名顾问,种种方式不一而足。当意识到不能仅凭借个人能力获得事业突破时,“海鸥”们擅用曾经的社会关系,与阔别已久的老同事、老同学、老校友重新联系,并通过他们一步步延展自己的社会网络。

尽管重新逐步重建自己的事业人脉,但“海鸥”的家庭关系却在全球化浪潮中逐渐碎片化。由于受访的金领阶层大多已在海外定居,伴侣也多在异国有稳定事业,回国使得“海鸥”们成为“抛妻弃子”的孤家寡人。多名受访者对于亲子关系和婚姻问题表示忧虑。移民导致的家庭关系碎片化并不罕见(诸如80年代香港人移民加拿大的浪潮),但对于二次移民而言,回归“故土”却导致家庭危机,则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问题。

“海龟”:高不成,低不就

新近回流的小“海龟”们,则面临截然不同的事业挑战与家庭关系。作为新晋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在海外的时间较短(很多是一年制或两年制的短期研究生课程)。与金领、高知追求发展机会不同,他们回流国内,恰是因为难以在经济低迷的欧美找到心仪的工作。

回国后,受访的“海龟”并未对中国的关系社会表现出强烈不适——相反的,他们担忧的是海外经历使其缺乏足够的社会关系,并使他们在与本地毕业生竞争时占了下风。镀金的海外大学招牌,也成为找工作时施加给自己的精神压力。

“高不成,低不就”——一名受访者如是说。

家庭关系上,受访小“海龟”最大的困扰并非家庭太疏离,而是环境太亲密,缺乏个人空间。独立生活之后回归故土,相当一部分单身海龟不免要面临与父母同住的窘境。加之就业市场竞争力渐衰,不仅经济难以独立,精神上也必须面对上一辈的种种生活压(bī)力(hūn)。

“海岸”?中国并非终点站

早期移民研究往往关注单方向的移动,即移民搬往新家园,并在移居地进行的同化(或抵抗)。如今多站式的迁移活动则使得学者必须重新看待“跨国的自我”(transnational self)——“回家”,可对于横跨大洋的迁移者们来说,哪里是“家”?而什么是“回家”?

研究者认为,海外回流群体已经深谙实用主义。他们用实用性代替了刻板的国籍属性和身份,发展出适应性强的多重身份认同。换言之,回流精英,尤其是在海外旅居多年的群体,发展出了既本土、又国际的身份认同。许多受访者感到,他们既无法被中国文化接受,也无法完全融入欧美,于是一种新的、流动的身份应运而生。一如一名受访者表示的:“美国人问我,我答我是来自内地的美国公民;中国人问我,我答我来自上海,住在美国十年的海归”。长远看来,许多受访者仍根据事业与家庭考量未来移居地,中国绝非终点站。

不过,在受访的小海龟们看来,中国依然是家。海外经历甚至增强了其民族情结与思乡之情(参见政见团队昨天推送的《为什么出国留学后感觉自己更爱国》)。短期旅居、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的孤独经历,反使得他们对于中国的归属感更为强烈了。

尽管研究的样本数量与多样性仍有待提高,对于回流移民群体的探索则为我们思考移民问题打开了另一种可能的角度。固化的身份认同标签已随着全球化浪潮而愈发流动起来,而我们亦需要从新的角度审视自我、族群与民族主义。

参考文献

  • Huang, Y., & Kuah-Pearce, K. E. (2014). “Talent circulators” in Shanghai: Return migrants and their strategies for success. Globalisation, Societies and Education,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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