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铁摩尔与他的时代:怎样寻找一套理论解释社会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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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vtdigger

 

提起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多数读者都会感到陌生。其实,这位出生于1900年的美国人不但拥有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在学术上也以另辟蹊径著称。

他1岁左右就随父母来到中国,在近乎自学的状态下成长为中国边疆史专家,还应罗斯福总统之邀担任过蒋介石的顾问。他从未接受过本科教育,却获得了哈佛大学的人类学硕士学位。他曾经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却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期被怀疑是苏联间谍,因此被迫出走英伦。他做过公司职员和报社记者,但最让他受益的经历是在中国北疆的旅行。从东北到内蒙再到新疆,拉铁摩尔把内地与边疆的互动观察得细致入微。他独到的研究视角不但成就了经典之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也帮助他在1930年代末接掌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拉铁摩尔与很多同时期的西方史学家一样,热衷于西方文明扩张所引发的思考:西方社会的发展为何一骑绝尘?其他群体在西方的紧逼下缘何不堪一击?纵观拉铁摩尔的一生,他都在寻找一套科学理论来阐释社会的形成、衍化和兴衰,并且以边疆地区不同人群的互动和依存关系为切入点。在拉铁摩尔的视线里,历史并不存在偶然性,也不会以直截了当的直线轨迹发展,而是在人类社会与周遭环境的相互砥砺中前进。惊世骇俗的事件或人物都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总是深藏在表象之下。

究竟哪些因素在影响社会的发展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教授罗威廉(William T. Rowe)的研究发现,拉铁摩尔内心的答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历史或者历史学本身的变迁而不断衍化。

环境和种族决定中国“落后”?

拉铁摩尔步入学界的初期,也是“环境决定论”在学界大行其道的阶段。不少20世纪初的地理学者们认为,自然条件是影响所在地人类特征的决定性因素。简言之,因为所处环境的差异,某些地区的人类势必在心智上超越同类,从而将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很多历史学家也受到了地理学的影响。有美国学者在著作中宣称,美国的社会、文化和技术发展是祖先走出潮湿的东部沿海、开发干燥的西部平原的结果。在汉学界,生于德国的魏特夫(Wittfogel)提出,中国古代专制的形成是半干旱地区需要行政力量维护水利设施决定的。

年轻的拉铁摩尔曾经全盘接受“环境决定论”,并且将中国的“落后”归因于内地(较之欧洲)相对单一的地貌与经济模式。可是,“环境决定论”因为逻辑过于简陋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非议。此时的拉铁摩尔也顺应学术潮流,开始在自己的历史论述中疏远环境因素,转而强调人对自然的主动改造。

与“环境决定论”同时影响拉铁摩尔历史观的还有种族论。就像圣经中的人类因为祖先品行的差异而体现出不同性格,100多年前的某些学者也深信种族的差异导致了社会发展的优劣。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更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人类的发展不过是优胜劣汰的丛林游戏。罗威廉指出,诸如此类的西方学术思想经过严复的翻译,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诱发了“驱除鞑虏”以重振中华的革命主张。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社会也开始对汹涌的东南欧移民潮感到恐慌,生怕来自不发达地区的新鲜血液会让本国的发展偏出正轨。

罗威廉审视了拉铁摩尔在哈佛读书期间的著作,发现他也曾热衷于种族的历史角色。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拉铁摩尔在针对中国的研究中并不重视白种人对于其他人种的优越性,反而关注种族的差异如何驱使华夏文明自身对周边族群施加帝国统治。然而数年后,拉铁摩尔的观点出现了明显的缓和。在研究了清末民初东北地区不同族群的互动之后,拉铁摩尔渐渐认为种族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被夸大了。当希特勒的种族屠杀大白于天下,而美国的种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候,历史学界和拉铁摩尔本人都抛弃了种族论。

用生命体比喻社会发展

就在西方学界争论环境和种族的历史作用之时,共产主义在东方兴起。马克思认为起始于原始社会的人类将在经历奴隶、封建和资本主义社会后迎来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对历史发展的线性解释受到了许多学者和革命者的青睐。根据罗威廉的观察,拉铁摩尔的学术思想明显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在他的著作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名词频繁出现;同时,生产技术也取代了环境和种族,变成历史发展的主要推手。

与马克思不同的是,拉铁摩尔坚称历史不会朝特定的方向直线发展。他认为,狩猎与采集、游牧、农业之间不存在层层递进的关系。当社会扩张到资源匮乏的地区时,人类不得不放弃农耕,转而采取游牧的生活方式。因此,游牧只是人类在资源匮乏地区的变通手段,而不是农业的前驱。对于拉铁摩尔来说,农耕和游牧也就不是文明与野蛮的界限。正是基于此种观点,拉铁摩尔强烈抨击过国民政府在民族地区推行农耕的政策。

虽然拉铁摩尔不认同马克思对历史的直线性阐述,但他也认为人类会走过不同的发展阶段。罗威廉发现,拉铁摩尔经常将研究对象比拟为要经历出生、成长和衰弱的生物。在拉铁摩尔的学术思想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用生命体比喻社会、文化和文明的现象也层出不穷。《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的诞生,标志着理想主义者希望让中国焕发新生命的愿望。日本全面侵华之前,历史学者内藤湖南也曾呼吁年轻的日本用其活力保卫年老体衰的中华文明。

冷战时期,拉铁摩尔声称苏联就像处在上升期的生命体,而西方则垂垂老矣。此类观点成了麦卡锡主义者打击拉铁摩尔的口实。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拉铁摩尔为莫斯科工作,但他在学术生涯的后半段被迫出走英国。因为他的加盟,英国利兹大学的中国研究站在了西方汉学界的前沿。

1989年,拉铁摩尔在美国去世。他的学术思想经过了多次变化,但正如罗威廉所总结的,值得我们审视的不仅是拉铁摩尔的学术贡献,还有促使他做出变化的时代。

参考文献

  • Rowe, W. T. (2007). Owen Lattimore, Asia, and comparative histo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6(03), 759-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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