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世纪德意志地区鼓励大学发展,而晚清政府打压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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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是经济学中长盛不衰的研究话题之一,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曾经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与探讨。

然而在绝大多数研究中,学者用来衡量人力资本高低的标准主要是其“数量”,比如个人的受教育年限、国家的文盲率等等。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不同类别的人力资本之间的内在差异。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简化处理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问题,比如我们不难想象,在清末民初的中国,一个皓首四书五经的秀才和一个学习理工科的大学生,同样是十年寒窗,二者人力资本的“数量”似乎相差无几,但在当时,相对于国家迫切的工业化、现代化需求而言,后者的价值很可能远较前者为高。因此,在探讨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人力资本的类别(或者称之为“质量”),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基于上述认识,自2010年以来,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Noam Yuchtman与其合作者接连创作了三篇论文,首先分别在中世纪德意志地区与清末民初中国的历史背景下,定量验证了新型人力资本的涌现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进一步地,他们试图解释为何对于新型人力资本的积累,有些政府(比如中世纪德意志地区政府和教会)会选择加以鼓励,而另一些政府(比如晚清政府)则选择进行打压。

大学促进了商业革命

在发表于2014年的文章中,Yuchtman教授与其合作者实证检验了早期大学的成立对于德意志地区商业革命的贡献。他们指出,在1378年以前,德意志地区的大学数量很少,完全难以满足本土的高等教育需求,当地的学生通常只能选择去法国接受高等教育,当地的教授也通常只能选择在法国的大学任教。

但在1378年,欧洲爆发了“天主教会大分裂”,德法开始交恶,前者支持罗马教皇,后者则支持阿维尼翁教皇。信仰和政治的冲突导致德意志地区的学生很难再选择赴法国接受高等教育,于是对本土高等教育的需求大大增加。同时,由于许多原来在法国任教的老师不断返回本土,德意志地区的高等教育师资也得以增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德意志地区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涌现了了若干所优质大学。

由此造成的一个客观后果是,在德意志地区内部,不同的地区获得高等教育的难易程度发生了相对变化。具体来说,如果我们以“该地到最近的一所大学的距离(简称D)”这一指标近似衡量一个地区获取高等教育的难易程度,那么在教会大分裂与本土大学成立以后,有些地区的D保持不变或只略微降低,而另一些地区的D则大幅降低。

研究者通过分析历史数据发现,这两种地区在教会大分裂以前的市场化趋势几乎没有差异,但在教会大分裂以后,那些D大幅降低的地区,市场化趋势也大幅加快,并显著地快于那些D没有大幅降低的地区。对这一统计结果的合理解释是:由于在这些地区附近成立了新的大学,这些地区拥有了更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从而促进了市场的成立与商业革命的发生。

研究者通过进一步分析史料指出,大学生之所以能够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他们在大学接受了与“罗马法”相关的训练。罗马法相对于当时其它的法律体系,可以设计出更合理的合同,从而大幅降低交易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这对于商业活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新学与近代工业化

新型人力资本在中国的意义如何?在2010年的一篇工作论文中,Yuchtman教授指出,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新学比旧学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更大的价值,而这应该具体反映为新学具有比旧学更高的教育回报率。

为了定量地检验这一猜想,研究者分析了天津-浦口铁路的员工数据,并发现:接受新式教育的员工,多数占据了工程师等核心岗位,并获得了最高的工资和教育回报率。而接受旧式教育的员工,大多担任文员一类的工作,待遇虽然高于那些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员工,却与接受新式教育的员工存在明显的差距。

这样的结果从一个侧面说明,作为一种新型的人力资本,接受西式教育的大学生在中国清末民初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价值。

是否威胁执政地位是关键

这两则研究表明:无论是对于中世纪的德意志地区还是清末民初的中国,新型人力资本的涌现都具有非常正面的价值。然而,中德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前一种情况下,作为新型人力资本的高等教育得到了德意志地区政府与教会的大力扶持;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清政府却在非常长的时期内刻意压制新学的地位,比如直到1905年才正式废除以旧学选拔官员的科举制。两个政府对待新型人力资本的不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经济结果:中世纪的德意志地区发生了商业革命,经济飞速增长;而近代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之路却显得举步维艰。那么,政府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逻辑来选择自己对待新型人力资本的态度呢?

在发表于2013年的一篇论文中,Yuchtman教授与合作者试图构建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来描述政府选择人力资本类别背后的经济逻辑,并据此对中世纪德意志地区政府与晚清政府的行为加以解释。

他们首先假设存在一种新型的人力资本,它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并且此种人力资本除了可以为拥有它的个体带来更高的经济收入,同时还可以带来额外的社会价值,即具有正的“外部性”。在这种情况下,仅凭私人决策会导致对新型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因此为了实现社会的收益最大化,政府应该对新型人力资本进行额外的补贴。

而对于政府的决策,研究者考虑一个简单的两阶段模型:在第一阶段,可以决定是否要对新型人力资本进行补贴。假如补贴,则社会生产力得以提高,政府从而可以在第二阶段获得更多的税收。但同时,某些新型人力资本的积累可能会滋生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而这个社会阶层有可能会对政府的执政地位产生威胁。于是,政府需要在财政收入与执政地位的稳固性之间进行一个权衡取舍。相应地,假如政府选择不进行补贴,则可以确保自身执政地位的安全,但同时只能获得较少的财政收入。

这个模型背后的直觉非常简单,即“新型人力资本是否会威胁政府的执政地位”是影响政府决策的核心因素。假如政府认为新型的人力资本比较“安全”,则会选择补贴,从而达到一个社会最优的均衡结果;假如政府认为新型的人力资本会对自身不利,则不会选择补贴,那么新型人力资本的积累就会受到限制。

在中世纪的德意志地区,掌握罗马法的大学生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十分可观,同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他们会滋生反政府、反教会的思想,因此政府和教会选择对于大学及大学生提供了一系列的优惠待遇。而在清末的中国,政府虽然提出类似“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口号,但实际上,接受了完整的新学教育的个体往往很难不在某种程度上认同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而这样的思想西化将对清政府的执政地位造成巨大的威胁。因此,清政府并没有给新学的发展以足够的鼓励和支持,相反地,他们直到1905年才取消了依据旧学选拔官员的科举制,这在客观上极大地抑制了新学的发展。

Yuchtman教授的这三篇文章着重分析了两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经济案例,但无论是实证部分的结论,还是理论部分的思想,对于其它历史时期的其它国家与地区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比如当今世界,某些国家有70%以上的大学生选择人文类专业,而在另外一些国家,这一比例不足5%。某些国家有接近60%的学生修读商科或者社会科学,而在另外一些国家,这一比例不足10%。人力资本类别的巨大差异,究竟造成了怎样的经济绩效差异?而这样的差异又有多大比例是政府有意为之的结果?或许通过借鉴以上三篇文章的分析思路,我们可以对这些重要的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参考文献

  • Cantoni, D., & Yuchtman, N. (2012). Medieval Universities, Legal Institutions, and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Yuchtman, N. (2010). Teaching to the Test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Education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Unpublished manuscript(6), 1023-1039.
  • Cantoni, D., & Yuchtman, N. (201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ducational content and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history.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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