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城市更易爆发反日爱国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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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观察者网

2014年12月13日,中国政府史无前例地举行“南京大屠杀”全国公祭,纪念77年前侵华日军制造的那场惨绝人寰的灾难。

在“公祭”之外,国人表达爱国情怀的形式还有很多,游行示威即是最常见的一种。2012年8-9月,中国许多城市接连爆发一系列激进的反日示威游行,抗议日本提出“钓鱼岛国有化政策”、扣押香港保钓人士、日本右翼分子登陆钓鱼岛以及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等行为。一些城市的游行一度演变为示威民众对沿街商家的打砸抢,以及对日本品牌车辆烧砸泄愤。

耐人寻味的是,并非所有城市的民众都发起了示威游行,各地的游行规模和激进程度也不尽相同。

那么,这种差异是如何造成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Jeremy Wallace和耶鲁大学的Jessica Chen Weiss两位政治学者,分析了中国287个地级市中208个城市发生的377起反日示威游行数据。他们发现:国家主导的爱国主义和抗议活动的民众基础,是决定哪些城市爆发反日游行的关键因素。

另外,执政时间较久的城市政府领导人,往往敢于容许民众抗议。而尚未站稳脚跟的市长和市委书记,则倾向于以维稳为主,不敢容许反日游行。

解释爱国主义的两种视角

对中国历次反日、反美、反法等示威游行活动的研究往往难以取得共识。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民众宣泄不满的出气筒,而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另一些人则强调,中国政府之所以纵容这样的抗议活动,是为了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并树立国家威信。

两位研究者认为,对中国爱国主义的研究需要同时将“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与“自下而上”的草根崛起考虑在内。

中国各地爱国主义的差异可以通过两方面予以解释: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动员能力;地方政府的维稳倾向。

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的地区,民众对日充满愤怒,其抗议行为更容易被点燃。比如,反日战争期间被日军沦陷的地区,民众对反日有切身体认,更倾向于抗议。同时,中国政府在许多地区建立“爱国教育基地”,大力倡导“红色旅游”,进一步使当地人巩固了这种爱国主义意识。

另一方面,爱国主义抗议这种集体行动,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群体和动员能力。抗议能否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与此同时,抗议需要信息沟通和网络动员,从而达到“串联”的目的。

对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人来说,抗议的机会成本较低,他们更倾向于不顾一切地参与。特别是处于失业状态的大学毕业生(所谓“蚁族”)和流动人口(如农民工),他们是反日游行的“储备力量”,可谓“一点就着”。

与上述特征相吻合,教育程度较高的在校大学生成为反日游行的主力军。特别是待业和失业的大学生,“蚁族”对社会的不满往往使他们会参与抗议。

此外,退伍老兵对日军充满憎恶,可能义无反顾地参与抗议。失地农民、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也会利用抗议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

地方政府的维稳压力

中国政府一直强调“理性爱国”和“维稳”,担心民众的过度行为和群体性事件导致局面失控。

相对来说,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越大,当地政府往往不敢纵容抗议,以免引火烧身而触发其他民族冲突。

其次,从经济方面考量,对日贸易和投资的依赖程度越高的城市,越倾向于镇压反日游行,以避免经济发展受损。

此外,地方官员的任期可能影响他们对抗议的微妙态度。反日游行为地方官员提供了彰显政绩和能力的机会。有能力组织抗议并有序控制的官员,可以藉此获得升迁。但是,如果抗议超出控制并诱发社会不稳定,则会适得其反,葬送地方官员的仕途。

2012年“保钓事件”的地理分布

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国家层面考察爱国主义的,鲜有研究从一国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尽管一些研究探讨了个别城市不同人群的抗议态度,但大样本的城市层面的研究却付诸阙如。

与其他抗议(如针对化工厂的邻避运动)相比,爱国主义抗议通常来说在时间上较为集中而在空间上非常散布,从而使不同城市的民众可以联合起来抗议共同某个对象。这种特征使我们可以排除各地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从而更利于研究爱国主义的影响。

通过互联网搜索,研究者获得了2012年8-9月中国各地爆发的反日游行数据。在287个地级市中,共有208个爆发反日游行,只有73个城市没有发生。其中有94个城市仅发生一次,73个城市发生了两次,41个城市发生了三次及以上。至少64个城市的反日游行规模达到千人以上,54次抗议发生伤亡事故,219次抗议出现警察维护秩序。

中国大陆民众的抗议活动可以分为两轮,其中8月有51个城市发生,9月有128个城市发生。9月10日的日本“购岛”引发第二轮抗议,至“九·一八”纪念日达到高峰。

分析显示,日军是否占领某个城市及占领面积的大小,对是否爆发反日抗议没有显著影响。但是,设立了爱国教育基地的城市更可能发生反日游行。

与此同时,研究发现:人口规模较大、流动人口占比和在校大学生占都比较高的城市,拥有更强的动员资源和能力,更有可能爆发反日游行。

GDP增长率越低的城市,民众对经济压力的不满越强,越容易爆发反日游行。但是,人均GDP的影响不显著。

研究还发现,业已站稳脚跟并稳定政权的市级领导会容许民众抗议。但当中央政府在9月中旬要求各地维护大局时,这种影响就消失了。

与此同时,失业大学毕业生和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高的城市,发生反日游行的可能性较低,这可以归结为当地政府较高的维稳倾向。

此外,对日本的经济贸易依赖度不是关键因素,同是否爆发反日游行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实证研究的技术细节

该研究以地级市为分析单位,使用2012年的截面数据。使用的数据来自互联网搜索和各类城市统计资料。

根据抗议热点,将研究时期分为三个阶段,以区分各变量对抗议爆发和扩散的不同效应,并控制政府在事件演变过程中的态度变化。

因变量以“反日”(或“反日游行”、“保钓游行”、“游行”)、城市名称和发生日期为关键词搜索。明确一个城市是否发生反日游行,需要至少两个来源,游行规模至少为五个人参与,以确定其可信度。因变量为二分变量,爆发反日为1,否则为0。

基于中国网民广泛流传的日军占领地区名单,研究者统计了各城市是否曾经被日军沦陷以及占领面积,将其作为衡量草根爱国主义情绪的变量。研究者以是否设立爱国教育基地为依据,衡量各城市政府主导的爱国主义意识。

研究者以城市总人口、人均GDP和GDP增长率等来衡量各城市抗议的动员资源和能力。此外,还包括每百人在校大学生数量、流动人口占比、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蚁族”群体占比等。

城市对日本的出口量,被用于衡量对日经济的依赖程度。

地方官员的维稳倾向以两位市领导的任期来衡量。市长和市委书记如果都是在2010年前就任的,赋值2;如果只有一位在此前就任,赋值1;如果都是在2010年后就任,赋值0。

参考文献

  • Wallace, J., & Weiss, J. C. (201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 A subnational approach. China Quarterly,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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