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笔记 |【斯坦福讲座·美国国情2014】加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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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FLICKR;图片作者:Vox Efx

【引子】 斯坦福大学在今秋开设了“国情2014” (State of the Union 2014) 的课程,讨论这个时代的种种特征——科技创新、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经济剧烈波动、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该课程由7场讲座组成,每次都会邀请与此次主题有关的重量级嘉宾参与座谈。笔者在此向大家分享每场讲座的内容,希望给读者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审视美国政治和社会问题。

阅读第一讲

第二场讲座除斯坦福政治系副教授Rob Reich和Common Sense Media的首席执行官James Steyer继续担任主持外,刚刚从中国飞回斯坦福的历史系教授David Kennedy也加入了授课阵容。客座嘉宾共三人,分别是加州参议院现任主席(最高领导人)Darrell Steinberg,斯坦福政治系教授,美国西部问题研究专家Bruce Cain,以及《旧金山纪年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政治作家Carla Marinucci

本次的主题是加州政治。斯坦福所处的加利福尼亚州,在近来全美的政治停滞中异军突起,政府各项工作均顺畅开展;产业极具活力,毗邻斯坦福的硅谷占据了全美四分之一的风险投资;公众对生活现状也大感满足,这也让“金色之州”(因阳光普照而得名)的称呼获得了气候之外的政治内涵。在此次讲座的讨论中,主持人和客座嘉宾探讨了加州的政治发展的历史和政治缘由,并以此为基础审视了整个美国的政治图景。

“在加州最好能一切顺利,因为这片无边的煞白天空之下的土地已是大陆的尽头。”Kennedy首先引用生于加州的当代散文家琼・迪迪翁(Joan Didion)的名言导入此次讨论的中心。正如迪迪翁所言,加州是美国人集体记忆中西进探索(westward movement)的高潮,也是最后一片可以开拓的沃土。

得益于美国建国以来翔实的人口统计,美国人口重心西迁的进程清晰可见:19世纪劲头迅猛,但囿于西部干旱的气候条件(加州尤其不适宜居住),自1880年起,西征的步伐有所放缓,一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都止步于中部的印第安纳州而踟蹰不前。情形的改善始于20世纪中期联邦政府开始大规模实施的西部灌溉计划;得益于政府在西部河流中筑坝的举措,二战后人口恢复了西迁的趋势,而同时,基于政府部门在塑造西部地理和生活形态中的重要历史作用,联邦政府在西部各州的影响力也远大于东部。 即使到了21世纪,联邦政府仍是西部大部分州最大的地主。Kennedy指出,如果没有这些政府主导的大型水力基础设施项目,加州和整个西部的状貌会与如今大相径庭。

说起上次讲座中讨论过的国会党争和政治分裂,Reich教授指出,如今加州的极为顺畅的政治运行,以及我们对加州前景的乐观可能源自2012年加州选举的结果——行政和立法分支皆由民主党完全掌控。制衡机制理论上存在,但现实中民主党的绝对多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无法动摇。一个显著的旁证是总统选举的参选人从不会在加州耗费过多的时间进行宣传,因为民主党候选人无需进行任何额外的攻势,而共和党和选人不论如何都无法赢得选举人团的支持。“当只有一个党支配政治时,当然事情会顺利得多。”

但是从历史上看,民主党在加州的多数地位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仅仅几年前,加州最为公众所熟知的政治家,诸如里根总统和施瓦辛格州长,都是共和党人。来自加州的里根于1981年总统就职仪式中打破了自托马斯·杰弗逊以来近200年的传统,特地选择在国会西面而非东面宣誓。里根说,“我选择朝向西方,因为那是未来的方向。”自此之后,所有总统就职典礼均在国会大厦西侧举行。于是Steyer不禁要问,近年来共和党究竟发生了何种变故,使其将加州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民主党?

Cain表示,问题的关键不在共和党本身,而在于加州最近的人口结构变化。

1962年,加州成为了美国人口最多的州。照此推论,西部(加州)扮演着一个世纪前东北部(纽约)所承担的角色,成为了外国移民最主要的目的地。亚裔和西班牙裔移民都集中于西部。就斯坦福所在的加州圣克拉拉镇(Santa Clara)来看,十来年后亚裔将成为这里的“多数民族”。

上世纪70年代,加州选民构成的70%都是白人。1994年,共和党籍的时任州长彼得·威尔逊(Pete Wilson)推出了第187条法案,旨在禁止非法移民获取医保、公共教育和其它社会福利。此举激怒了加州的少数族裔,在这些人群中引发了注册投票、参与政治、争取权益的高潮。如今,第一代移民的子女作为美国公民,已经达到了法定投票年龄。拉美裔和亚裔的迅猛增长侵蚀了共和党堡垒的根基。

此时,参议员民主党领袖Steinberg自然成为了全场关注的焦点。身为加州参议院现任主席,Steinberg务实高效的作风在斯坦福政治系广受赞誉。对此,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当然享受我们的绝对多数,但这种绝对多数并不能长久维持。今年我不得不对民主党的3位涉嫌贪腐的参议员停职处理——这是不可避免的糟糕事实。但同时,多数的权力也赋予了我们同样重大的责任。”他指出,民主党人必须负责地行使职权,因为选民清楚如果加州政治运行出现任何重大失误,责任只能归咎于该党,这与全美范围内由于政治停摆而令选民无法追责的情况完全不同。

另外一项积极的讯息在于,共和党在加州遭受如此严峻的边缘化之后已经开始意识到去极端化改革的必要性。共和党参议员在投票上的表现愈发温和,逐步向中间选民靠拢,例如开始支持某些同性恋和移民议题法案,这在三四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Steinberg认为,当前加州政府的良好运作是多数党的权力和责任意识,以及少数党施行务实措施的结果。

Marinucci同时观察到,虽然加州州长和众参两院的领导人皆出自民主党,但更基层的职位(例如市长)则大部分由共和党或偏保守的政治家所掌控。因此,这些共和党人渐渐获得了对社会问题更为中立和亲民的见解,而这也反映在了他们的政策取向之中。

然而,Kennedy也指出,在一帆风顺的表象下仍然潜藏着某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即将耗尽加州和西部可以提供的自然资源?大规模的灌溉计划导致了严重的地表下陷,这让人们不得不回忆灌溉项目是否尚可持续下一个世纪。此外,由于公众对生态保护和动物权力的认识逐渐提升,新的建设项目将面临更严苛的生态责任。如果施工显著伤及了现有物种的生存空间,项目将不得不被迫中止。Kennedy还提到了全球变暖对环境和经济的负面影响。

Cain同样警觉地表示, “显然如今的加州与五年前相比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问题在于我们无从得知这些进步究竟是如何取得的。”是因为人民和政治家所付出的努力,还是由于人们无法控制的周遭世事,诸如周而复始的经济周期——州政府无法主导全国的经济走势,甚至奥巴马总统也无法完全决定经济发展,因为美联储、银行家甚至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国家的宏观经济。即便我们的努力中真有可取之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究竟做对了哪些事。与擅长对照实验控制变量的科学家不同,加州的政治家同时改变了许多政策要素,因此完全无法得知成就背后的机理。

所以尽管这五年来的种种成就滋长了加州人民的满足感,但Cain还是有理由感觉不安,“毕竟我们在许多公共服务上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例如加州大学系统的资金遭到了36%的削减。”公众并不确定加州是否还面临着潜藏的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而只是让最近的美好时光掩盖了症状的显现。

作为家族中第一代大学生的Marinucci在回顾自己的家庭历史时也提到了公共教育问题,“我父母上世纪60年代就是搭载客货两用车来到加州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可以让子女收获优质教育的地方。”当时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学费是每学分(unit)100美元,但出于州政府对加州大学的补助显著下滑,如今伯克利的学费已上涨至每学期13,000美元。

预算问题长期困扰着美国社会,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时常无法就预算使用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严重时甚至曾导致政府关张。目前加州议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若议员无法就平衡预算的方法取得共识,他们就不能获得薪水。此举被证明异常有效。因此,Cain建议应将这一措施扩展至联邦(国会)层面——如果两党国会议员无法就财政预算达成协商,他们就无法获得一分钱的薪金,也不能得到任何追溯性的补偿。早已深深厌倦国会停滞的听众显然颇为该提议所共鸣,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但Steinberg主席对此则完全无法认同,“看看这个想法有多受欢迎吧!实际上这恰恰是我们文宣中最糟糕的主意之一。”原因在于,议员与行政官员因为合理缘由就预算使用问题产生分歧通常是基于原则之争。将预算是否通过与议员薪水挂钩,将直接鼓励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放弃自己的原则,而受金钱利益的驱使做出决定,这恰恰是对选民最不理想的情况。

Steinberg进一步指出,六年前加州的赤字超过了400亿美元。“全国都将我们看做笑柄。”但六年后的今天,加州人已经成功走出了财政困境的阴影。Steinberg认为这主要取决于三点原因:首先,人民决心显著修订加州宪法,尤其是第25条(允许以简单多数通过预算表决,这阻止了少数派将预算作为谋取自身政治利益的杠杆而延缓预算的通过),当加州预算不再延迟之时,公众信心明显得以巩固。选民还通过了对第30条的修改,允许政府暂时提高征税以终结财政削减;其次,加州人选出了一位果断的州长杰瑞·布朗 (Jerry Brown),知道如何取舍进退。虽然作为参院领袖,Steinberg和布朗州长的见解常有颇多分歧,但Steinberg丝毫不否认州长极为优秀的领导才能;第三,六年来饱受指责的立法机构从未在做出艰难决定时有所畏惧,尤其是预算削减议题。“我当然不希望减少对高等教育和医疗保障的支出,但我们不得不这么做,而正是由于我们的果敢,如今的加州与六年前相比已然脱胎换骨。所以我们目前的问题在于,当我卸任之后,下一任立法机构领导人和州长是否能在五六年后回首他们的职业生涯,同样欣慰地发现这个州又进步了许多。”

Steinberg还希望提供一些对加州政治和美国民主的不同见解。尽管正如Cain和Marinucci所言,加州还存在着诸多尚待解决的考验,政治和社会情况并非完美。每天巴士将富有的孩子载至山景城接受精英教育,而与此同时贫困的孩童只能栖居于汽车旅馆,无法上学。可见,即使在加州,收入不平等依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但如果谁想追求绝对的完美,那他就应该去寻找另一种治理方式了。”Steinberg坚定地说,美国的政治体制,三权分立的约束系统本身就刻意要求延缓做出决定的进展。建国之初,国父们恰恰希望美国人民在通过重要法案时遇到种种障碍。

Marinucci分析到,这个洒满阳光的金色之州有许多闪光点。我们议会表决的诸多法律都属首创。本周通过的禁塑令(禁止杂货店和便利店发放一次性塑料袋)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加州仍然引领着全国的潮流。我们的政治家也是全美独一无二的。“施瓦辛格州长选举胜利的当晚用带有浓重的口音的英语对我说,这只能在美国、只能在加州发生。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加州政治还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不过,Marinucci乐观地表示,这些挑战同时赋予了加州人继续前进的动力。“我们的座右铭是阿基米德的‘尤里卡(我发现了)’,这种探索和发现的精神就是加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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