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能否提升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

1016

“协商民主”的说法近来在中国日益流行,不过,海外的中国研究学界更乐意称之为“协商威权”:当权者创建正式的渠道给公众发声,通过各种沟通方式来收集公众的政策偏好,并在决策过程中将偏好作为一种辅助决策的信息加以考虑。这是一种有限度的政治参与,因为公众并不知道这种参与究竟能对公共政策起多大的作用,也并不清楚是如何起作用的。当然,这种模糊有可能是有意的制度设计,以保证政权对政策议题的绝对控制,同时又掌握了公众意见。

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Rory Truex从另一个角度看协商威权:协商是否能提升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 他的理论是:协商能否对公众的政府评价产生积极影响,取决于公众目前已经获得的参政渠道和期望获得的参政渠道。具体来说,他把公众分成四类:低期望-低参与,低期望-高参与,高期望-低参与,以及高期望-高参与。对于已经获得高度参政渠道的公众来说,简单的意见征求这类协商并无多大意义。而对于高期望-低参与的公众来说,新增的参政渠道可能还是与理想中的差距甚远。于是,协商只能在低期望-低参与的公众中产生最大的积极影响。

Truex利用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开通的参政议政平台作为一个协商样本,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来进行实证研究。

问卷由一家商业调查公司进行,该公司拥有2百万受访者的样本库,受访者通过参与调查获得物质奖励。Truex的研究从中随机向10000名潜在受访者发送了在线问卷,获得2270份回复。经过与2008年一份全国抽样的代表性样本,特别是其中的网民样本进行比对,Truex认为自己的样本与之接近。

受访者会被随机分配到控制组和实验组。实验组会看四张全国人大议政平台的截图,而控制组则不会。

受访者随后会回答一系列政治取向相关的问题,其中包括:是否对政府政策基本满意,政府是否关系像我一样的公众,对全国人大、中央政府官员、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满意度,等等。

依据受教育程度与党员身份,受访者被分成四类:低教育非党员,低教育党员,高教育非党员,以及高教育党员。 低教育(只受过高中以下教育)被认为对政治参与的期望不高,而党员身份被认为具备了高参与渠道。数据分析结果证实:协商(人大议政平台)只对低教育非党员的政府评议产生了积极作用。换句话说,实验组和控制组相比照,只有这类公众的政府满意度是显著提升。

另一个有趣但作者没有讨论的现象是,高教育党员和高教育非党员对政府满意度有相当大的差异,这至少表明了党员和非党员在回答政府满意度问题时的不同态度。同时,高教育党员对政府的满意度也总是四个群体中最高的。

Truex的研究当然不是完美的,比如说受教育程度和参政期望、党员身份和参政渠道的联系没有很好建立起来。同时,将观看人大议政平台的图片等同于网民通过该平台议政的实际经验,也无疑是有问题的。另外,样本的获得并不是随机的——至少部分受访者是为了物质激励才参加调查。在受访者中,党员的比例竟然高达30%,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是70%,考虑到中国85%人口是没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党员,该研究的代表性也需慎重考虑。

公众在多大程度满足于在政府网站上提提建议这种协商形式?协商值得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正如Truex所说的,短期来看,协商这种形式正好作用在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群体——低教育非党员,这对政府满意度的整体提升颇有好处。但是长期来看,随着公众参与不断增加,公众的期望也会不断增加,这也可能迫使政府不断提升参政渠道以维持政府满意度。

参考文献

  • Truex, R. (2014). 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 and Its Limit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欢迎分享。如需全文转载,请阅读版权声明

回到开头